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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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秋窑洞对”想到的

来源：台盟网　　　　　　　日期：2011-09-06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有过一次精辟的对话，黄炎培问毛泽东：历史上许多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形成了一种周期率，共产党执政后有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支配的新路？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被誉为“千秋窑洞对”的著名谈话。
光阴荏苒，“千秋窑洞对”不觉已过去了66年。“千秋窑洞对”时，毛泽东同志充满自信的治国方略，源于他的人格魅力，博大的胸怀与高瞻远瞩，以及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毛泽东同志坚信，只要坚持民主监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一定能“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因此，当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了中国共产党独创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虽然饱受西方世界的非议，但却是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一点可以从1949年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确定参加新政协人选的一组统计数据看出端倪：在最终确定的662人的宏大阵容里，其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26%，各民主党派的代表约占30%。在党外人士中，进步人士约占1/3，共产党员加党外进步人士约达总数的2/3。这样，既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又广泛团结了党外人士。再进一步细分，它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军队和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各民族的代表。从阶级的成分来说，它有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组织架构，实行民主监督是有保证和有效率的。应当说，当年毛泽东所称的 “新路”，在新中国建立后一度得到充分实践。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抚今追昔，目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的沧桑巨变，莫不感叹唏唏。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中，从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曾经是政治清明，号令统一、政令畅通；吏政清廉，为官不贪、为吏勤政；世风清扬，污浊荡尽、匪盗匿迹；民不富却安居乐业，国不强却游子思归；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同心同德致力于建设富强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共产党员，是先进的代名词，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一个人想要入党，首先要经过党组织的严格政审、把关，长时间的组织观察和考验，党内外群众的评议，确认合格后才可能进入党的大门；党内的民主监督，是实实在在的。党员、领导干部要经常开展斗私批修、开展面对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革命队伍始终保持高度的纯洁性，一旦发现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行为，坚决打击，严惩不贷。50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随着刑场上的一声枪响，其所起到的震慑和警示作用是极其强烈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中国共产党在五、六十年代的内控机制、民主监督方面强力而有效，深得民心。
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上，中国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政党制度；经济上，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上，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实行干部的任期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日渐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随之而来腐败现象却大量滋生。一些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如《法制日报》记者采访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披露，近3年来重庆市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案件:仅2010年查处县处级以上干部达250人(含厅级干部14人),占查办职务犯罪总人数的21.7%,其中不乏一些过去表现优秀的领导干部和国家重点培养的硕士、博士等高级专门人才,有些领导干部还曾经为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较大贡献，就很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有些部门，利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机制性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机会，把公共资源变成部门的利益，形成新的利益集团。在这里，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拜金主义盛行，干部追求金钱、财富、奢华的生活，大肆挥霍国有资产。近期媒体披露中石化一方面不断大幅提升油价，另一方面以亏损为由获取国家的巨额补贴，却又建造超豪华招待所等一系列的消息，就很典型；有的党员干部忘记了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当好人民的公仆，不愿接受人民的监督，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投机取巧，重眼前轻长远，喊诸如“金戈铁马、狂飙突进” 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大搞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求所谓的“规模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和资源浪费……
我们无法探究现如今产生种种现象问题深层次的原因，但从毛泽东同志“千秋窑洞对”后一段时期的革命实践与今天所发生的许多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进行分析，却可以探寻到一些踪迹。
其一，从革命战火中走出来的老一代革命家是党的缔造者、新中国的缔造者，他们有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崇高的革命目标，更懂得保卫革命成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深知“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的真谛。在确立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体制后，对建立健全民主监督的机制，采取把手术刀交给人民群众，通过揭露、评价、纠偏、严处等方式，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筑牢反腐倡廉的防线，保持党的健康肌体，保持党代表人民的先进本色，起到关键的作用。毛主席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这样的理念与胸襟，现在是看不到的。
其二，建国初期各级各类干部都经过艰苦环境的考验，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比较高，自我约束比较严，抵御腐败的能力比较强。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物资匮乏，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贪污腐败的诱导因素相对比较弱。而今天之所以出现贪官“前赴后继”的现象，在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富不断增加，中央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财源不断扩展、支配公共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些党员干部，似乎忘记了党的宗旨，或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过着“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逍遥日子；或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利，以权谋私，一个暗示、一个公章便可落得个盆满钵溢。可以说，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特别是缺乏有力的民主监督是当前产生腐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其三，党的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深入到群众中，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是人民群众信任执政党的最好体现。建国初期，涌现出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说明我们的党员干部作风朴实，心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这与他们主动拉近与群众的距离，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无关系，透过他们的作为，强化了党在群众中的执政地位。而今，出现了对执政党的信任危机，对一些党员干部不作为、乱作为、搞腐败等现象心生怨气，虽然这其中也参杂着国际环境、多元文化冲击等因素在起作用，但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对权力不受有效监督所导致的腐败，则是根源所在，这是不容忽视也不可小视的。
毛泽东的“千秋窑洞对”提出的民主监督治理腐败的思想，时刻在警醒我们。如何保证执政党长治久安，党的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经受住执政的考验，防止“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重演，不仅仅是一个千秋话题，更是一个如何做和怎样做好的课题。尽管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越来越重视民主监督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无论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需要上，还是从群众本身的愿望上，当前民主监督仍然是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依靠民主监督推进反腐倡廉的路子，相信我们的党务工作者、领导干部也包括广大群众，都在不断地探索，严肃地思考。近期《求是》杂志刊登了一篇习近平同志2011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题为《关键在于落实》的讲话，对党员领导干部在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存在的问题做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工作没做好的关键在于没有抓落实。在谈到抓落实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重要意义时习近平强调：抓落实，从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工作方面讲，就是抓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措施要求的落实。落实到哪里去？就是落实到实践中去，落实到基层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以确保党和国家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作者为厦门台盟综合支部卢绍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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