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高仲明获得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高仲明（1929-2008），又名高聪明，1929年生于台湾省台北县，1940年参加由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少年团，台湾少年团在浙闽皖赣等地的演出和讲述极大地激励了当地军民打败侵略者、收复台湾的抗日热情，但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解散。高仲明进入华北大学学习，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职，此后50余年间投身于新闻电影事业中，建树斐然。

　　12岁参加台湾少年团

　　在八年抗战期间，中国抗日武装中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它最初仅由６个台湾小朋友组成，最多时发展到６０多人，平均年龄十二三岁。这些“娃娃兵”穿着不合身的军装，在浙赣闽三省有声有色地进行抗日宣传，受到热烈欢迎。这就是由台籍抗日志士李友邦组建的台湾少年团。

　　1939年2月22日，台籍黄埔二期生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浙江金华酒坊巷18号（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正式成立，他们高喊“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在大陆东南战场奋战。

　　“我的名字叫高（仲）明，我的家是在台湾台北的一个小乡村里，现在回到大陆来参加少年团，我今年已经13岁了，我将来要做个很好的革命者，革掉日本鬼子的命！” 高仲明的这番自我介绍出自1941年5月15日台湾义勇队刊物《台湾先锋》第8期推出的少年团专号，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有关台湾少年团情况较集中的文献汇编。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一份由这些少年团成员亲自撰写的“自我介绍”，共计26则。

　　“少年团刚开始时只有６个小朋友，都是随父母到金华参加义勇队的。我是１９４０年到金华加入少年团的，当时共有１６名团员，最小的９岁，最大的也就１５岁，平均１２岁。”高仲明回忆说。爱憎分明的孩子们，用稚嫩纯朴的语言，表达参加祖国抗战的激动心情及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

　　1929年，高仲明出生在台湾台北县一户农民家庭，1937年，8岁的他跟着不甘心做殖民地公民的父母迁移到福建。据他的孙子高翔回忆，彼时国民党当局把这些投奔祖国而来的台胞看作“敌对嫌疑分子”，不但不支持、保护，反而因害怕他们是日本特务而处处提防。1938年初夏，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下令，以“关怀”名义，将散居在闽南沿海一代的500多名台胞强行迁往闽北崇安山区的“台民垦殖所”。“名曰‘垦殖’，实则监禁看管，太爷爷太奶奶和尚在年幼之中的爷爷都在其中。”

　　1939年2月，李友邦招募身在崇安的台胞组建台湾义勇队，同时成立台湾少年团。1940年，12岁的高仲明参加台湾少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李友邦将军对这些“娃娃兵”亲切又和蔼，被当时的记者称作这群少年的“大众家长”，他以大陆的原野为课堂，以大陆同胞抗战的英勇事迹为课本，培育热台湾少年爱祖国的情怀，锻炼他们顽强的革命斗志。在《为什么组织台湾少年团》一文中，李友邦这样阐述组织台湾少年团的原因：少年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台湾的少年和儿童是台湾革命的继承者和新台湾的建设者；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少年儿童所接受的是以日语为主的奴化教育，身心健康被扭曲。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少年儿童，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需要有关台湾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课程教育；台湾少年团是适应迁居祖国大陆的台湾少年的要求而组织起来的。

　　亲历1945年收复台湾

　　金华是当时浙江省的抗日力量会聚之地。高仲明和其他“娃娃兵”住在金华东关外一个祠堂里。没有薪水，吃穿用采供给制，穿的军装都是不合身的。在艰苦的条件下，这些台湾少年一边学习文化，一边苦练舞蹈、歌唱、快板书等宣传基本功。

　　“除了一次坐火车外，我们每一次出去演出都是步行，有时到一个地方要走两、三天，日夜赶路。”据高仲明回忆，“有演出的时候，我们就打着团旗，一路唱歌步行到目的地。除了跳舞、说快板、唱歌，我们也讲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悲惨遭遇，让大陆同胞知道不只是他们在受日本侵略者迫害。这些十来岁的少年有时还要到前线，发挥会讲日语的优势进行“喊话”，以瓦解敌军。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都把门板卸下来给我们搭舞台，演出用的灯也是当地提供的。我们到每个地方还要刷标语，标语很多，但总是有一个响亮的标语，那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几年来，台湾少年团艰苦跋涉，足迹遍及金华城乡、浙东前哨、赣北皖南、闽南沿海和闽西龙岩一带，所到之处，被抗日军民亲切地称为“穿军装的台湾娃”。多年以后，高仲明仍对当时的很多抗日歌曲记忆犹新，不时哼唱，特别是那首悲壮激昂的《台湾少年团团歌》：“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人五百万，不自由。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花千万朵，不芬芳。我们载了枷锁来人间，我们受着麻醉过生活，离了家乡奔向自由，要把自由带回家乡。我们会痛恨，不曾哭泣，我们要生存，不要灭亡。在压迫下斗争，在斗争里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要造就宇宙般的胸襟，要锻炼铁石般硬的心肠，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要收回我们的家乡，要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这首歌唱出了台湾少年儿童的心声，也让大陆的同胞了解了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同胞的处境，激发了所到之处乡亲们的同情和支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高仲明他们刷的标语终于变成了现实。 “当时，我们高兴得都哭了，连蹦带跳的。高兴过后，心急如焚，恨不得马上回到台湾，天天盼着能搭上回台湾的船。”高仲明说。

　　家乡近在眼前，满怀激动之情的高仲明乘船一路颠簸，终于在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到达高雄。回忆上岸那一刻的心情，他说：“特别高兴，特别高兴！”当时岛内乡亲都对回到祖国怀抱感到十分喜悦和兴奋。

　　1946年2月，这支中国抗日史上独特的队伍被国民党当局正式解散。

　　再赴大陆投身电影事业

　　面对被侵略者蹂躏得满目疮痍的家乡，十几岁的高仲明迫切希望为重建家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台湾少年团就地解散的结局，令他感到十分痛心。

　　1947年2月，震惊中外的“二?二八”起义爆发，18岁的他彷徨而困惑。1949年4月，国民党败局已定，军队陆续退踞台湾。高仲明下定决心，第二次奔赴大陆，以寻求报国之门。他从基隆搭乘英国货轮，转道香港，最终来到北京，虽然孤身一人，举目无亲，但北京城内的新气象让他备感亲切。

　　在这里，高仲明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中国戏剧界前辈欧阳予倩先生。在欧阳先生的介绍下，高仲明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49年11月，他作为50名学员之一被选派到北京电影制片厂（1953年正式改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后50余年间投身于新闻电影事业中。

　　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彼时的台湾少年团团员高仲明成为新闻编导，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亲身经历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在祖国南端的雷州半岛，他渡过琼州海峡，用摄影机记录下解放海南岛的真实画面，如今这些画面已是十分珍贵的影像史料。在祖国北端的东北荒原，他顶风冒雪拍摄为开垦土地辛勤创业的纪录片《在荒地上》；在东北小兴安岭的林海雪原中，和青年筑路队员同吃住，拍摄了纪录片《深山密林一条路》。在祖国西部的青海高原万里沙海上，他在骆驼背上同地质队员一起生活工作，拍摄了纪录片《在柴达木盆地》。为展示祖国的新面貌，他远赴广东侨乡，拍摄了《新会新貌》、《台山纪行》等纪录片，向海外侨胞介绍家乡的新气象。

　　1988年海峡两岸吹起了阵阵暖风，高仲明又将视角转向故乡台湾，先后拍摄了《来自台湾的歌》、《故土难忘》、《骨肉乡亲》、《台湾岛》等影片，藉由这些新闻纪录影片，也传达着他作为台籍新闻编导的思乡之情。

　　台湾的一草一木都牵动着高仲明的心，年过花甲以后，他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2007年7月29日，在阔别家乡58年之后，他终于回到台湾。见到久违亲人和曾并肩战斗的台湾少年团战友，他感慨万千，在父母墓前祭拜并反思有生之年未能尽孝，他抱憾终生。

　　高仲明说，少年时期投身抗战，凭的是一腔热血；青年时期决定跟共产党走，是他一生不悔的选择。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少年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抵抗侵略的斗争中，实在令人钦佩。他说：“我人生的亮点在于参加了抗战。台湾光复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抗战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成果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浴血奋战而得到的，真是来之不易啊！”

　　在台湾光复60周年时，高仲明对记者这样谈到：“从我的经历就可以看出，台湾同胞与祖国的命运是紧紧拴在一起的。６０年前，统一是台胞之福；６０年后，我觉得仍然是，以后也是，永远都是。”(文/陈雅琼,系台盟中央宣传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