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抗日烽火中奔向延安》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10月25日，两岸同胞将共同庆贺、共同纪念。

台盟中央微信公众号推出专栏，陆续选登各地盟员与盟务工作者的相关纪念文章，以台盟红色故事铭记烽火岁月，以台胞爱国情怀共铸民族精神。

在抗日烽火中奔向延安

“在革命的征途中渡过了六十多年的岁月，我亲眼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统治台湾和侵略中国的法西斯罪行。是他们迫使我离开故乡台湾，再从海外回到祖国的山川。以后又从战斗的农村来到了解放的都市。我虽然经历了曲折坎坷，艰难险阻，但实践证明我当年选择奔向延安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它使我逐渐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是我父亲在《我的回忆录——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中的一段话。

 甲午战争后，1895年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其后五十年间台湾人民悲壮的抗日斗争屡遭镇压，却如火如荼，从未中断……。我的父亲董克（原名董金龙）1914年生于台湾台南一户商业家庭，当时的董家是台南著名的富商，在当地颇有名气。我的父亲自懂事起就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残酷迫害台湾人民的罪行极为不满，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宁可在私塾学堂里读“之乎者也”，也不进公学校。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觉得自己难于在台湾立足下去，便产生了去大陆读书的想法。经过一番波折，1930年初夏，16岁的他便离开家乡来到厦门，先入“双十中学”，后又到“集美学校”求学，在那个阶段里，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极少，他便是其中之一。在厦门读书期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成立了台湾同学会，专门接待来厦门求学的台湾青年，后来又组织了读书小组，他便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其中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对他日后踏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 

然而，厦门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营私舞弊，民不聊生， 在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劳苦大众受欺凌的景象，在鹭江一带，也常见到病死、饿死的尸体，而酒家、赌场、妓院却灯红酒绿，热闹通宵，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厦门的日本 “浪人”更是横行霸道，成了地方的“太上皇”，老百姓生活在苦难的深渊。当时，国民党当局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暴不仁，经常戒严、搜查进步人士的住宅和学生宿舍，不少人被扣上“赤匪”抓走了。对这一切一切使我父亲满腔爱国热忱化为万分悲愤，他离开了厦门赴菲律宾马尼拉投亲。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向日本宣战的消息传来，引起广大华侨的热烈反响，立即掀起抗日救国、抵制“日货”的高潮，当时的他十分兴奋和自豪，他和爱国华侨青年，在侨领王雨亭先生的指导下，积极参加宣传抗日和募捐活动，支援坚决抗战的八路军，提出取缔贩卖“日货”的华侨商店，得到广大侨胞的拥护和声援。这一段生活是惊心动魄的，难以忘怀的，使他更多地吸取进步思想，接触进步人士，逐渐成熟起来。 

后来，第一批去延安的同学在寄来的信中，介绍了他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动人情景，这强烈地吸引了年轻的他飞向延安的心情。通过积极努力和组织上的帮助，他和另外6名华侨青年于1938年5月的一个深夜，隐瞒了亲人，毅然放弃舒适生活，登上开往香港的客轮，踏上了走向革命的征途。

在由香港去延安的途中，他们一行抵制了国民党“扫荡报”社的诱惑，持连贯同志的介绍信，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向导，直向延安进发。途经国民党统治区时，看到到处贴着“莫谈国事” 的标语，而在抗日根据地却是另一番天地，到处张贴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奋起抗日救国”等标语。一路上，他们吃着金黄、喷香的小米饭，住着冬暖夏凉的土窑洞，当地人的服装，特别是妇女的穿着，使他们这些“海外来客”感到新奇。他们还看到八路军战士挑水运肥帮助农民种田的感人情景，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好军队，真是军民一家亲！ 

到达陕西后，他首先就学于设在枸邑县的“陕北公学”分校读书。当时的校长是罗迈（即李维汉同志）。当时学习条件很艰苦，住在老乡的家里，大树下就是教室，大家坐小板凳或砖头听课，课程有社会发展史、军事课，还有军事演习等，著名学者何干之教授讲“中国历史”，邵式平任教务长兼政治教师。教学不是“填鸭式”的，而是理论联系实际，自由研究讨论，教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师生感情极为融洽。学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有不同的社会经历和文化水平，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学习和生活充满着同志间的真诚和友谊，他们经常在狭小的土炕上，围着小油灯读书和讨论，学习热情高涨。

 从陕北公学毕业后，他转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继续学习。“抗大”既注重军事理论教学，更注重实际军事训练，每个学员都要参加轮流站岗，参加野外军事演习，还经常在三更半夜来个紧急集合，在摸黑中迅速打起背包急行军。毛泽东特别为“抗大”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方针政策。如：“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他对“抗大”的精神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后来他将“抗大”校徽和“陕北公学”周年纪念章保存完好，捐献存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中。 

每当谈及延安生活，他都好像又回到了年轻时代，留恋之情溢于言表。他总是会兴奋地说：那时的生活既紧张又愉快，每当晚霞斜照着宝塔山顶时，学员们在延河之滨漫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雄壮的“抗大校歌”，优美的旋律回荡在宝塔山的上空，特别是在星期六的傍晚，许多学员生龙活虎般地活跃在宝塔山下那片广阔的球场上，他们争先恐后地同党中央领导同志一起打球，比个头高低，球场上啦啦队的呼喊声，人们的欢笑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充满活力，令人神往，至今记忆犹新。

 1938年冬，他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何长工同志率领的队伍，挺进敌后，建立“抗大”第一分校，这支东征大队，顶风冒雪，抢渡滚滚急流的黄河，爬越高耸入云的摩天岭，偷越敌人的封锁线，绕过星罗棋布的碉堡，常常是在黑夜里急行军，记录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史诗。沿途的民众，为他们送情报，腾房子，烧水煮饭，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一个多月后，在山西省长治地区屯留镇建立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为何长工同志。

 从“抗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冀鲁豫支队政治部工作，在消灭叛军石友三部的战斗中，他随军作宣传鼓动工作，我军经过三个战役三战三捷，收复了大名县城。由于日寇的“扫荡”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加上国民党乘机向我解放区搜捕，战争形势十分严峻。随之他又参加了在彭德怀指挥下的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捷报频传，有力地打击了日寇。这情景令他内心原有的那种台湾人日据下二等公民的屈辱感被一扫而光，而内心却充满了胜利者的豪情壮志。后来他又被派到冀鲁豫区委所办的《渭河日报》工作，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在枪林弹雨中深入采访抗日军民，用手中的笔大量及时报道他们的英勇事迹，宣传中华民族不屈的高尚气节。他和大部队一起跋山涉水，追击敌人，在几乎弹尽粮绝中坚守阵地，一次次击溃日寇的围剿突击。他是在祖国大陆上过抗日战场打鬼子的台湾人之一。后由于这一带是敌我拉锯战地区，斗争极其残酷复杂，领导考虑到他是华侨、台湾人，口音和身材都比较特殊，在此处不易开展活动，反而容易遭敌特的暗算。为保护干部，决定让他随中央北方局视察团返回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新华日报》社工作。患难结知己，战场见真情，十个指头皆连心，十指并排一般齐，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大陆军民对台湾乡亲格外的关爱，令他激动万分，对此始终难以忘怀。

 不久，他又被安排到河北武安、沙河、涉县等农村参加土改。从农民的“诉苦”中使他懂得中国农民受地主恶霸剥削悲惨情景，以及遭受国民党抓壮丁之苦，从而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书本上和课堂里都学不到的东西，使他受益颇深。由于当时处在日寇入侵之际，民族存亡之秋，共产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农村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侵略者。而蒋介石乘灾荒之年，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抗日军民。但是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自救，组织纺纱织布，开荒种粮，共度荒年。军政干部每天节粮二两支援村民，同群众一样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艰苦生活，鼓舞了抗日救国热忱，出现父亲送子参军，妻子送郎上前线等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每当敌人扫荡时，群众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支援前线；在后方，民兵带领群众搞“坚壁清野”， 把粮食藏起来，人员疏散到深山里、道口埋地雷，敌人往往以失败告终。每当提起这段经历，那种“得意”都充满在脸上，说“这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问天下谁能敌 ’的威力！”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调兵遣将，妄图攫取胜利果实，我军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得“蒋家王朝”溃不成军，最后逃到台湾。我父亲说，这期间我随军到河北省邢台市区党委会工作。全市民众欢庆解放，军民鱼水情，民兵、妇救会和农救会的群众成了区委会的家。记得有一次，妇救会的同志问道：“八路军的武器装备都不如人家（指日寇和国民党军队），怎么又能打胜仗？”我父亲说：“共产党、八路军是为人民谋福利求解放的，得到人民的拥护和帮助，所以就能打胜仗，你们不是也帮助我们解放了邢台市吗？”听了这话， 她们也都笑了。这也使他悟出了“得道者昌，失道者亡”这条真理之所在。古人云：至难得者，民心也。

新中国成立后，他脱下戎装搞建设，参与筹建全国海员公会的工作，开展“南轮北归”活动，争取港轮回归祖国。 后又相继在天津日报社、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又到市知青办、市政府侨办工作。尽管工作多变，但“抗大”人的本色从未改变。80年代初，因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他又与林丽韫等一起筹备创建了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在津成立了天津市台胞联谊会。在有生之年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尽最后的微薄之力。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60多个春秋，那个离家远走的少年已两鬓斑白，他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返回故乡看看，重温生他养他的故里情。他曾填写一首《菩萨蛮》——思乡兼寄李登辉先生，表达离乡半个多世纪，至今有家归不得的感慨。 词曰：“欣悉乡人得爵位，故山将是呈祥瑞。应废隔离章，游子好回乡。思归心意逼，无奈渡桥塞。忍作思乡诗，归帆何日知。”1989年5月，又填写了一首《鹧鸪天》辞赋道尽了思乡之情：“七二岁华万事长，昔日飘篷远离乡。当年金戈铁马事，今日已是旧词章。思故旧，盼归航，欲恐韵语寄愁肠。清廉舆政守晚节，身退思同南雁翔。”此时，对于漂泊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来说，幸福莫过于就是想回家就能回家，而不是日暮思家。但因台湾当局的无限阻挠、层层设障，始终无法成行。1996年10月27日带着遗憾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回家的路是那样似遥远而漫长……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台湾光复8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保持警醒，不忘初心，认清使命，为实现更好的未来而努力。如今每当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站在那镶嵌在红色五星中的照片前，我仍为之动容，心潮澎湃，感慨万分。作为早期来大陆的台湾人的后代，我们又何不期盼着能亲眼见证祖国统一的那一刻，又何不期待着家人围坐在一起，同饮冻顶乌龙茶，共叙一家情，诉说衷肠。

董卫红（台盟天津市委会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