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勋章与未圆的梦》

父亲年少时，台湾被日本人占据。他总说，那时的天是压抑的灰，连空气都弥漫着窒息的味道。14岁那年，他被迫去日本人开的糖厂做运输工，天天跟牛拉的小火车在甘蔗地里打转。牛走得慢了，鞭子就抽在牛身上；人稍微有点疏忽，耳光就劈头盖脸落下。他常对着晚辈比划：“日本人把台湾的糖一车车拉走，给我们留下累断的腰和填不饱的肚子。”眼中满是怒火与不甘。

命运变道，因为一头跑丢的黄牛。那天父亲负责放拉车的牛，天黑了才发现牛没了。回去肯定是一顿毒打，弄不好命都没了。夜里，他和哥哥在甘蔗林里商量，月光从叶子缝里漏下来，照在俩人急得发红的脸上。“去大陆吧”，哥哥咬着牙说，“听说那边的人都在打日本人。”就这样，两个从没离开过家的台湾少年，揣了几个饭团，偷偷爬上了去大陆的船。父亲总说，那不是跑，是“找一条能挺直腰杆的路”。

1944年的山东，正打得起劲。父亲成了国民党军队里的兵，因为会说日语，被选去当侦察兵。有一回，他装成日本兵混进医院，跟一个年轻的日本护士闲聊，护士说她讨厌战争，偷偷塞给他一张驻军布防图，临走时还往他兜里塞了几包消炎药。“那药救了好几个弟兄的命”，父亲说这话时，眼里总闪着光……凭着这份机灵，半年后他就从新兵升排长，胸前有了第一枚战功勋章。

日本投降不久内战就打起来了。1946年秋天，在山东金乡，父亲所在的团被解放军围住了。他说，那天他站在阵地上，看见对面的解放军战士帮老乡挑水、收玉米，听见他们喊，“打倒蒋介石，让老百姓过好日子”。“那一刻我就明白了”，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打鬼子是为了不当亡国奴，可打完鬼子，得让老百姓能吃上饭、种上田才行。”于是，他和全团的弟兄一起参加了解放军战士。

在解放军队伍里，父亲又立了不少功，家里墙上曾经挂满他的奖状和勋章，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五枚，红绸子在风里轻轻飘，像一团团跳动的火苗。父亲总说：“这些不是我一个人的，是那些没活下来的弟兄们的。”

年岁渐长，父亲总爱坐在院子里给孙辈讲台湾的甘蔗林，讲大陆的小米粥，讲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可惜啊”，他常叹口气，“没能看到台湾回来”，说这话时，他的手会轻轻摸胸前的旧勋章，好像那上面还留着战火的温度。他的心底始终有个未圆的梦——盼着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盼着两岸同胞不再分离。盼着家国真正完整。

去年清明，我带了金门高粱酒去给父亲上坟，墓碑上的照片里，他还是那个肩膀挺直的青年。我蹲下身，把酒杯倒满，轻声说：“爸，您看现在中国多厉害，高铁跑遍全国，航母在海里游。您没实现的梦，我们这代人肯定能圆。”风吹过树林，沙沙响，像是父亲在应我。

如今，父亲已离世，但这张照片、这些故事，成了我心底最珍贵的传承。抗战胜利80年了，父亲的勋章依旧发亮，他未圆的梦，也成了我们这代人持续奋斗的方向——让两岸同心，让家国永安，让每一份对祖国的赤诚，都能浇灌出团圆的繁花 。等台湾回到祖国怀抱那天，我将带着这杯酒，告诉父亲：您牵挂的家终于齐了。

张辉跃 （台盟福建泉州丰泽区工委会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