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盟盟员在中日影视交流中的作用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9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日本电影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导。当时的日本电影、电视片从多侧面、多角度展示了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战后日本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心理，增强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了解，弥补了因战争造成的两国人民心灵的隔阂，扩大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同时，日本影视作品表现风格多样化、表现形式现代化，也给看惯了清一色“高、大、全”影视人物形象的中国观众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所以，深受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日本演员中野良子、高仓健、栗原小卷等成为当时青年人心目中的偶像，一时间，社会上许多男青年留起了板寸头，穿起了长风衣；许多女青年也留起了真由美式的飘逸长发、栗原小卷的成熟卷发。

但是你可否知道，那些深受中国观众称赞和喜爱的日本电影、电视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台盟盟员、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郭炤烈，台盟盟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室主任朱实翻译的，台盟盟员、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教授柯森耀也翻译过几部日语电影，并与日本著名演员栗原小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郭炤烈的日本影视翻译作品

郭炤烈早在1961年就参加了日本电影《松川事件》的翻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的郭炤烈先后受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邀请和上海电视台的委托，翻译了《松川事件》、《日本的黎明》、《战争与人》、《华丽的家族》、《生死恋》、《望乡》、《吟公主》、《猎人》、《风雪黄昏》和《姿三四郎》等日本影视剧。这些日本影视作品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今天40岁以上的中国人在提到日本时，都会有意和无意地联想到《望乡》、《生死恋》和《姿三四郎》这些影片。

 郭炤烈翻译的《望乡》（原作山崎朋子，导演熊井启，1974年拍摄、田中绢代、栗原小卷主演）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日本贫苦少女被贩卖到南洋婆罗州的妓院的悲惨境遇。1978年在中国放映时，得到了极大的反响。它使人们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给中国人民、亚洲各国人民，也给日本本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中国著名作家巴金为此片写文章道，“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象一股火在烧我的心。……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电影，多好的人！”[1]

《望乡》放映后不久，郭炤烈又参与翻译了另一部由栗原小卷主演的电影《生死恋》（原作武者小路实笃，导演中村登，1971年拍摄）。他将影片中夏子的思考这样翻译：“爱情是怎么来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求上苍？”这些句子使当时的年轻人如痴如梦。夏子在网球场上的“对不起，球太高了。”的台词也成为当年风靡一时的电影人物台词。[2]

1979年，郭炤烈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邀请，作为中国的第一批访问学者，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和交流。在此期间，栗原小卷与郭炤烈在日本东京相会，小卷设宴招待，郭炤烈畅谈了《望乡》和《生死恋》在中国受欢迎的情景，栗原小卷非常高兴，说“我很高兴，谢谢中国朋友！我会经常到中国去的。”

 1981年，郭炤烈翻译了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一共26集。当时由于译制时间有限，必须快速翻译，所以郭炤烈几乎每天翻译一集。他小时候学的柔道技术对他的翻译还起到了作用。为《姿三四郎》担当译制导演的苏秀这样回忆道，“当时我和毕克还估计这部电视片里没有豪华的场景，也没有漂亮的女明星和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又有很多关于柔道的说教，观众不一定会欢迎。完全没有想到播出时竟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由于人们要赶回家去看《姿三四郎》，当《姿三四郎》剧播出时街上的行人都少了许多。家家都传出《姿三四郎》剧片头曲那粗犷的歌声。姑娘们表示找对象就要找姿三四郎那样的。”苏秀还写道，“大家关心妹妹早乙美和姿三四郎的爱情是否有圆满的结局；也欣赏姐姐高子华丽的衣着。服装店的橱窗甚至挂出了“高子衫”来招徕顾客。可见影响之大。”有观众给苏秀写信说，“是那些影片中所表现的高尚情操和人性塑造了我的灵魂。”[3]

 为姿三四郎配音的晨光写道，“《姿三四郎》播出时，可说是万人空巷。因为《姿三四郎》红遍中国，我也幸运地被观众朋友认可了。有一天，正好是《姿三四郎》播出的时段，我到大街上溜达，发现真是大街小巷、弄堂里，全是共响，像是一个巨大的立体声，飘荡的都是《姿三四郎》的声音。”[4]那时，一到播放《姿》剧，出现了“平时浴室顾客盈门，如今大池里只有两三个人”的情景[5]。

《姿三四郎》影片不仅受老百姓的欢迎，国家领导人也都看得津津有味。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于1982年5月3日在共青团中央邀请老一辈共青团工作者举行的座谈会上说姿三四郎征服对手的心，“使仇人变成他的崇拜者的经验都是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我们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有比姿三四郎更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更广阔的胸怀。”[6]

中国的各大媒体，如《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体育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福州晚报》也都先后对这部电视剧进行了报道。由此可见，《姿三四郎》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朱实谈日本影视翻译

70年代初，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朱实教授就开始翻译日本影片。当时，日本佐藤荣作内阁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中日友好人士偷偷地带进来几部日本影片《军阀》、《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他们认为这些影片可能对中国有用。朱实和几位同事接到翻译这几部影片的任务。由于没有剧本，他们只能凭着电影录音翻译。同时，还要做好保密工作，翻译时不能叫电影名称，只能说内部第几号电影，回到家里也不能讲，甚至有时候，晚上也要睡在翻译制片厂。中日正式邦交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非常需要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中国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途径引进了很多日本影片。这一时期，朱实教授先后翻译了电影《绝唱》、《白衣少女》、《寅次郎的故事》、《金环蚀》、《啊！野麦岭》、《蒲田进行曲》、《海峡》、《兆治的酒馆》、《日本沉没》、《幸福的黄手绢》和电视剧《血的锁链》、《蔷薇海峡》等十多部日本影视剧，深受中国观众喜爱。

朱实认为，翻译影视作品要有很多学问，不仅要懂日语，还要了解中日两国的文化底蕴，这样才能把握好中日之间的语言差异、文化差异、制度差异等。如中日语言的差异，同一个意思，却有不同的音节。如果没有把握好这个差异，就会出现荧幕上人物的嘴巴在动，却没有声音的现象，影响配音效果。电影《军阀》（导演： 堀川弘通， 小林桂树、加山雄三、三船敏郎主演），就有这么一个情节，日本宫内省给当时的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家里打电话，东条英机的老婆接电话后，对东条英机说：“あなたの”（意思是：“你的”），并把话筒要交给他。朱实和同事们在翻译时，一开始考虑翻译成“你的”。但后来发现电影画面采用的是近镜头，片中人物嘴巴的动作和脸部表情都看得很清楚。如果翻译成“你的”，与片中人物嘴的动作不一致。因为“你的”是两个音节，嘴巴只需动两次，但“あなたの”是四个音节，嘴巴需要动四次。这就会导致配音时出现“嘴在动却没有声音的状况”。当时还有人想到翻译成“孩子他爹”，但也不行，“孩子他爹”是农村的说法，不符合总理夫人的身份。最后朱实想到翻译成：“您（停顿一下）电话”。导演一听说这个好。“您电话”正确表达了意思，又正好符合嘴的动作，而且用“您”也符合人物身份。所以，这个翻译非常贴切。《军阀》电影翻译完后，周总理看了非常满意，他认为翻译的对话与影片中人物的身份、年龄、心情、环境比较吻合。

朱实认为，翻译日本影片除了要了解的中日文化以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还要根据故事的时间、地点去把握人物的心理，用准确的词汇来表达人物的心理变化，这样中国观众才能真正看懂日本影片，才能体会片中人物的复杂心情，受其感染。朱实翻译过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的作品，如《幸福的黄手绢》（导演山田洋次，高仓健、倍赏千惠子主演）。1986年，高仓健、吉永小百合、田中邦卫三人来中国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活动。有一次，高仓健提出要去普通的影院看他的电影。他觉得在翻译制片厂观看他的电影的人都是电影专家、是内行人，不能代表中国老百姓。他想知道中国老百姓是否也能看懂他的电影。后来，他在影院里看到中国观众在该笑的时候笑，该哭的时候哭。高仓健深刻感受到中国观众看懂了他的电影。他说：“我们这个电影在不同文化的背景里，大家看了都很感动，我以前没有想到。我看到银幕上的自己讲着这么流利的中国话，我很激动。无论到哪里去，群众都很热烈地欢迎我，我的血在沸腾。”高仓健的这一番话其实也是印证了电影翻译的成功。朱实也因此与高仓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朱实不仅翻译日本影视作品，还在日本的影片中当了一次群众演员。山田洋次的《寅次郎的故事》（渥美清，倍赏千惠子，三崎千惠子主演）这部影片就有朱实的身影。当时，朱实应山田洋次的要求，带着三个留日学生在影片里客串了在秋叶原电器制品商店买电器产品的顾客，他们在商店里讨价还价，买完电器后又去茶店喝茶。拍完电影后，朱实和留学生还与导演、演员合影留念。这部电影放映后，朱实的日本友人看到了，他们很欢喜地对朱实说：“哎呀！我看到您的第一部电影了。”

对朱实来说，从事日本影片的翻译工作，他感到很开心、很自豪，因为他翻译的日本影片受到中国观众的喜爱，同时他也为加深中日人民的友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多年的翻译生涯，使他深深地体会到日本电影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在精神方面，不仅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也坚定了中国人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中国老百姓通过日本影片，意识到中国与日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奋起直追，希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也能取得像日本一样的科技成就和经济成就。

（三）柯森耀与日本影视界的朋友

柯森耀教授在中日影视文化交流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早在1974年，柯森耀就翻译了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刊登在《摘译》杂志第5期。1982年8月，上海电影译制厂需要翻译《啊！野麦岭（续篇）》，柯森耀也参与了这部影片的翻译工作。这部电影后来在全国放映。

柯森耀与日本著名电影演员栗原小卷及她的父亲、日本著名儿童剧作家栗原一登有着很深的交往。1981年，柯森耀写了《栗原小卷和她的父亲》一文发表在《青年一代》第3期。1982年，柯森耀又应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杂志《外国戏剧》之约，在杂志上发表了评传《日本著名女演员栗原小卷》。这篇文章刻画了栗原小卷经过刻苦努力终于登上日本戏剧女皇宝座的光辉形象。同年，曹禺先生率领中国戏剧代表团访日时，将《外国戏剧》赠送给日本文化界人士。对首次出现的栗原小卷评传，中日文化界都予以密切关注。柯森耀也由此与栗原小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86年，柯森耀在东京观看了栗原小卷排练话剧《四川的好人》，这出戏是由千田是也先生导演，准备随日本俳优座剧团来华公演。《四川的好人》主要剧情是讲一位心地善良的妹妹经常受人欺负，后来，出现了心狠手辣的表哥拼命压榨别人。小卷同时要扮演性格完全相反的妹妹和哥哥，实际上剧中的妹妹和哥哥两个人，表现的是一个人正反两面的性格。《四川的好人》这出戏平常要演四个小时，为了适应中国的情况，划掉部分台词，把它压缩成两个小时，当天的排练就是根据压缩的剧本对台词。当时的排练场里摆了长桌子围成方形，演员们以导演为中心坐在桌旁，一边排练一边对台词。栗原小卷希望听听柯森耀对缩减后剧本的意见，所以在排练前对柯森耀说：“等一会儿把我的剧本借给你，你照样划掉好了。”由此可见，栗原小卷对柯森耀在戏剧成就方面的信任。而柯森耀观看了栗原小卷这次精彩的排练长达三个小时，日本朋友在《东京人》杂志上叙述此一情景时大为惊讶说：“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排练完毕后，栗原小卷领着柯森耀在一条小道上交谈着。对于这次的见面，柯森耀在东京的《悲剧喜剧》杂志上这样写道：“我们走出神秘的小道，突然眼前一亮，只见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人群熙攘，物质文明的一片繁荣景象。我不禁想到日本艺术家们试图使人们摆脱物质文明带来的不安、苦恼，正在摸索理想的生活道路，提供良好的精神粮食。我相信只要他们继续努力，日本的大地将不会失去光辉。我抱着对日本艺术家们的敬意，向小卷小姐道谢，告别：‘中国见！’”

两个月后，日本俳优座剧团在千田是也先生的带领下来华公演《四川的好人》，博得好评。粟原小卷再次成为中国观众谈论的中心。后来，粟原小卷等人离开上海前往广州。柯森耀到机场送行，把含有栗原小卷名字的一首诗递给她：“粟树硬又坚，原来不怕难，小心云林奔，卷卷宏图展。”栗原小卷非常开心。柯森耀在叙述这件事情时这样描述道：“她挂着行李的左手，握紧拳头凝视着拙诗，倾听我的解释，表情十分天真可爱。我把诗塞进她的行李包。她说一声：‘谢谢’，就把左手拳头张开，高高地抓起我的右手，并肩径直往前走。我们又变成小学同学似地快乐地谈笑，直到飞机起飞。一位永远年轻，朝气勃勃地在艺术大道上一卷卷展宏图的非凡形象久久留在我心中。”

柯森耀与日本电视公司兼日本读卖新闻社董事长小林与三次也有着很深的交情。小林先生曾积极推动中日合拍电影《三国演义》。当时，柯森耀就作了一首含有小林与三次先生姓名的藏头诗赠给他：“小来偏爱孔明智，林下素称关羽勇，与人不同张飞义，三次顾庐情谊重。”小林先生特地复函说：“真没想到以这样的形式受到鼓舞。”并表示一定要办好此项工作的决心。虽然，这部电影经过中日双方有关方面的努力已订立合同，但此项计划却以失败告终，小林先生还特地给柯森耀写信表明：“和中国合拍电影《三国演义》是出自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的。因此，我并不打算再与其他地域合拍此部电影了。”小林先生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的良好心愿。

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台盟盟员郭炤烈、朱实、柯森耀三位老盟员在中日影视交流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与交往。（本文根据郭炤烈女儿郭南燕提供的资料、朱实的口述采访资料和柯森耀的《改革开放促进中日交流》一文整理撰写而成。作者上海台盟张丽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