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常识，普通知识也，已为历史、社会、自然规律所确认，人们在表述过程中不必再加以论证的概念。当然对“常识”可以颠覆，但那是需要论据，并加以论证，为大家所确认的，否则只能贻笑大方。犹如陈水扁执政时期长期担任“教育部长”的杜正胜，其发迹就是因为提出：世界地图倒90°度看，台湾是世界中心。成了世界级的大笑话，却因具有台湾“主体意识”得到李登辉大加赞赏。
有一位作家说：一个基本的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对台湾而言，这些“妄言”有可能成为他们“妄为”的思想基础。多年来我听到岛内一些有悖常识的说法，出于不争论的理念，往往是以不屑的心态置之一笑，但因为岛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这些有悖常识的说法，犹如戈培尔说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大意）。导致岛内许多善良的民众受骗上当。近期，李敖的儿子李戡出版《李戡戡乱记》一书，据说，他发现台湾中学课本大量地窜改历史事实，让他无法容忍，经史料考证写此书反驳。他说，课本中竟然写《开罗宣言》证明台湾地位未定。如此颠倒黑白，真叫人难于置信。这样长期“教育”下去，难怪台湾民众会对统一产生抵触情绪。《开罗宣言》文字不多，读者不妨一读，以正视听。全文抄录如下：
《开罗宣言》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对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三大盟国决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基于以上各项目的，三大盟国将继续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斗，以获得日本无条件之投降。
以上宣言发表于1943年12月1日。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又发表《波茨坦公告》，其第八条是这样写的：“《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文字已如此清楚的国际文件尚且要颠倒黑白，可见岛内有多少常识已被歪曲篡改，误导台湾民众。我们常常会这样想，这是常识，不必多加说明，简而带过，而岛内有的人却往往会装得很有学问的样子，反而说我们不懂。因此，下面不得已谈几个常识性的问题。
一、关于“中国”
岛内有少数人说，《马关条约》是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台湾要归还也得归给“清国”，清国不存在了，怎么能归还“中国”，故“台湾地位未定”。持这种荒唐说法者在于不懂得“国家”与“朝代”是两个不同的常识性概念。从现代国际法角度来考察，作为国际法基本主体的“国家”是指：有定居民，有确定领土、政权组织，并具有主权的实体。通俗地说“国家”有确定的疆域，有定居民，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而政权组织（或者说谁统治），却是依其意愿可以更迭，但“国家”不变。“朝代”只是这个“国家”里一世系的帝王，或某一帝王的统治时期。否则，岂不将明朝叫“明国”，元朝叫“元国”。近几十年前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了，一个朝代结束了，伊朗还是伊朗，前几年的尼泊尔也是如此。这是很普通的常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马关条约》签订前有没有“中国”的称呼，明确地回答：是有的。
1．清·同治七年七月十九日（公元1868年）创刊的《万国公报文选》，最初名称为《中国教会新报》，是个宗教刊物。
2．清·光绪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元1879年）的《万国公报文选·圣教问答》：“既言耶稣之道即上帝之道，与中国五经暗合，传道于中国正合其宜。”
3．《伦敦与巴黎日记》，作者郭嵩焘时任清政府驻英国大使。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五月初三，他这样写道：“次及中国钦差，嵩焘起作答。”
4．《伦敦与巴黎日记》，作者郭嵩焘，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十一月“亦云希腊古碑多近中国文字”，“此百余年前初见中国书”，“马尔克波罗复由间道至中国。”
5．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本《漳州府志》（这个版本实际上是清·乾隆四十一年本，即公元1776年，也就是说下面的例证要提早100年）卷三十：在明洪武初年，“安南王遣使进贺，装其金以请于朝上，曰：‘外国敬天子使，礼宜赆，中国使奉天子命行，宜却！’”
6．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漳州府志》卷四十八：“洪迪珍初止通贩。嘉靖三十四、五年载日本富夷泊南粤得利。自是岁率一至致富巨万，尚未有引倭为寇实迹，或中国人被掳掠，辄以物赎之，遣还其人，人颇德之。”
7．刊于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十二月二十日《万国公报文选·忠孝辨》：“我国自五帝至今。”这个例句说明那时候“国家”概念与“朝代”概念已分清了。
为了加强说服力，《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例子就不引用，况且引不胜引。
当然，“中国”作为一个词，整个源流变化已产生多个义项，这里说的是其国际法中的定义。同时也要指出，晚清在一些日本、朝鲜甚至日据时台湾的报刊、文件、口语中也出现过“清国”的提法，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对源于欧洲的“国家”主权概念还模糊不清，将“朝代”与“国家”混为一谈，尤其日本，他们认为天皇“万世一系”，常与“国家”等同。总而言之，现代国际法的常识告诉我们，“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接受日本归还的台湾是理所当然。同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承继“中华民国”接受台湾也是合理。眼下只是要和平解决内战所造成的歧见，为全民族的利益，“搁置争议”罢了。
二．关于“闽南”
岛内有人说，他们祖先移民台湾时，尚未有“闽南”一词。“闽南”一词产生时，两岸已隔离。
笔者于一九四八年一月随父母从台湾来到漳州，立即进入小学，在同学交流中指称自己的籍贯时，用 “龙溪”这样的地理概念远多于“漳州”，其时“漳州”是“龙溪县”的城区，“漳州府”已被“龙溪行政专员公署”取代，只是一个省的派出机构。“漳州”概念使用多起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漳州”从龙溪划出成立“市”（后称小市），才为民众所广泛地用于对城区的称呼。而 “闽南”一词，因受“闽南十八洞”等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影响的原因，所以“闽南”的知名度更高。上世纪七十年代，大概是“文革”结束前后，我在漳州华侨旅行社见到一位多年没有回国的老华侨，交谈一阵后，他是这样问的：“先生是闽南的五县人，还是七县人？”（五县指泉州，七县指漳州）。根据政府文献记载，早在明朝嘉靖年间，人们就开始广泛使用“闽南”一词简称福建南部，甚至包括外国人也广泛地使用“闽南”一词，请看下面的例句：
1、明嘉靖间（1547-1549）闽浙巡抚朱纨《阅视海防事》（见《明经世文集》卷205《朱中丞甓余集》）：“泉州之安海、漳州之月港乃闽南大镇，人货萃聚。”
2、耶苏会士契林诺，《闽南方言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对照字典》，菲律宾，1604年，书藏意大利国家图书馆。
3、《中文西译闽南语西班牙文对译字典》，明万历三年（1575年）。
4、明隆庆四年（1570年）南澳副总兵题诏安县梅岭镇果老山：“闽之南，实为要害，往遭寇虐，殆无宁日。……”（石刻，今尚存）
5、明万历十年（1582年）南路参将李趋题诏安县梅岭镇果老山：“余昔从兄天衢分镇闽南，闻玄钟有奇石，大观矣。……”（石刻，今尚存）
6、《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7）著录：
《闽南文抄》清蔡世钹，字邵源，号石坪，玉山人。清道光刻 味蕉小寮集本（丛书综录）一卷本，（上图）（江西）。
《闽南竹枝词》清申翰周，排印本，（泉图）。
7、《闽南杂詠》 袁绶（1795-？）女，字紫卿，钱塘人。袁枚孙女，袁通女，上元吴国俊妻。同治3年尚在世。
光绪18年勤裕堂排印《随园三十八种》本（丛书综录）
宣统二年其孙吴廷锡排印本
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泉州）
8、清郑泾《云霄驿》诗：“地尽闽南古戍场，依山设险向临漳。城无百雉多戍伍，村止三家亦女墙。”
9、汪春源《窥园留草》序言 重光作噩（辛酉）（1921年）
“春源亦弃家避地，彼此流落闽南，终以劳燕分飞。”
10、《百年厦门》（谢春池著）：
“《中国新字》卢戅章编，1913年，厦门闽南书局石印出版。”
1915年6月，福建巡按史许世英巡厦，题“闽南耆宿”匾赠卢戅章。1920年，吴稚晖向陈炯明推荐卢戅章，曰：“闽南欲作文化运动，不可无此君耳！”
11、《古籍版本题记索引》，（上海书店，1991.6）著录：
《闽南唐雅》十二卷，明费道用辑
刊本，见清沈初等编著《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十集）》，清乾隆二十九年（1774）刊本。
12、《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
《闽南唐赋》六卷，清侯官杨浚辑，清光绪二年（1876）重刊本（省图）（师大图）
要举例的话，查一下解放前厦门、泉州、漳州的报刊及各种著作，恐怕列出上万条都有可能。
其实现在的台湾也广泛使用“闽南”一词，即使是民进党执政时期，不仅报刊，官方也常使用（下面会举例）。
三．关于“闽南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李登辉坐稳“总统”之后，大力推行“本土化”（“在地化”），做为台独运动，拒绝中国身份的一个组成部份，也就拒绝和无视使用同一母语的其他华人。2007年5月15日的《参考消息》刊一题为《无知是两岸最大敌人》的文章，说一些台胞到大陆惊讶“大陆会讲台语”。民进党早期重要人物，陈水扁执政时的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曾闹过这么一个笑话：多年前他第一次到新加坡访问，有个惊人的发现，他发现新加坡居然也会讲“台湾话”。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张克辉也说过一个笑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台胞到厦门，兴奋地感觉台湾的影响力很大，因为连厦门也讲“台语”。将闽南语直接称为“台语”，割断了语言的脐带，看不到台湾之外讲同一语言的人群。
之后， 随着两岸交往的密切，台湾的方言歌曲在大陆，尤其是闽南一带广为传唱，大陆有关管理部门为了避免这种方言的称谓混乱，在一些娱乐场所将“台语歌曲”正名为“闽南语歌曲”，不意却引来一些质疑，说这是伤台湾人民的心，其实这是因为他们对语言学的常识认知不足引起的。
由于世界语言十分复杂，为辨析称呼和研究的方便，语言学家按谱系分类法分出最大的语言系属逐渐细分。汉语是归在“汉藏语系”。同语系内，按各种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的远近，可分为若干语族，同一语族再按关系的远近分为若干语支。闽南语即是汉语八大方言之一，这个名称在国际语言学界已公认了。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而构成的体系，简单的说，语言的谱系是依据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进行科学分类。不能因为你自我膨胀，要显示“主体性”，自称你是什么语，人家就要听你的。在世界语言的谱系分类上确实有“台语”一词，但这和台湾方言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语言学中，“台语”是“壮侗语族“的别名，又称“侗台语族”或“台语族”，是汉藏语系的分支之一。
实际上台湾岛内也广泛地接受“闽南语”的称呼，陈水扁执政时期，其“教育部”在“去中国化”是特别卖力的，但由其“钦定”的闽南语词典，正式名称为《台湾闽南语辞典》（总编纂：董忠司），而不用“台语词典”的名称。2007年3月仍是陈水扁在执政，苏贞昌任“行政院长”，其“行政院”制定了《国家语言发展法》，这个法去除国语、方言的概念，将闽南语、客语、北京话、原住民语言等，都称为“国家”语言（这个法案的提出，其时遭到泛蓝的质疑，认为没有确定国语<指普通话>将给教学带来麻烦，这事这里不讨论）。可见民进党也认同“闽南语”这个称呼（见《中国时报》2007.3.21）。
换个角度，如果说：“你讲台湾话”，或说：“我讲台语！”笔者认为没错，因为闽南语里，有人讲的是“厦门话”、“泉州话”、“漳州话”、“潮州话”，甚至漳州有人讲“石码话”、“长泰话”，这都是人们生活交流的正常表述，不必介意将之政治化，连最讲究意识形态的斯大林都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一种方言，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交流活动，其词汇、语音、腔调会产生演变，如潮州话在语言学里归闽南方言，但泉、漳人与之交流就显得吃力。语言是在发展演变的，但其生活用词和语法却相对稳固，这也就是语言学家可以对世界复杂的语言进行语系分类的基础。
为了和平稳定，在两岸关系上，大陆强调“求同存异”的原则，并努力扩大“同”，以减少“异”的位置，并对“异”采取淡化、模糊化。其实两岸关系中有些“异”是台湾岛内一些别有用心者，或缺乏常识者杜撰出来的，是假命题，当然也有一些“异”是两岸的时空错位形成的。这些年来两岸关系有个奇怪的现象，只要大陆坚持原则，或阐明一些真相，不管是泛蓝，还是泛绿就大声喊叫这会伤台湾人民的心，以吓唬大陆。但我就不相信台湾人民的心真的就那么脆弱，需要用违背历史真实的东西去哄他们。我看还是西方那句谚语“上帝归上帝，凯萨归凯萨！”说得好，解放思想，把真实的东西告诉台湾人民，或许更能减少“异”。要化解“异”，单靠密切的经济往来的物质化关系是不够的，马英九上台后几次的县市级选举泛蓝屡屡失手，可见台湾选民有经济政策支持马英九，选举时支持泛绿的倾向。所以问题还在于加深两岸的情感，更多的应是着力于文化的认同和深化感情的融合，而且是从最容易贴近的文化入手，促使情感的交流，情感交流需要“真”，促进互信，所存之“异”就逐渐减少了。(作者为台盟中央两岸关系研究委员会主任陈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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