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除夕，蒙梁月心老人及其公子张宁的好意，我得以借阅梁永禄先生部分家藏文献。喜不自胜！乃于庚寅新正，从初二日迄初四日，日夕研读并草成本文。
谨以本文纪念梁永禄先生百年诞辰。
梁永禄先生和他的家人及家藏文献
梁永禄（1910－1951），台湾省台南市人。
梁永禄先生于1918年至1933年先后就读于台南南门小学校、台南一中和台北医专；1933年4月至1936年3月在彰化基督教医院任医师；1936年4月至1938年8月在台中县北斗区溪州乡开业行医；1938年9月携家渡海远赴北京，于1938年10月至1943年任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医师，1943年下半年起在北京开设三安医院（妇产科医院）并和友人合资经营矿业；1945年9月9日在台湾省旅平同乡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该会执行委员，其后出任该会第二任会长；1948年6月、1948年8月曾两度返台短暂居留；1950年1月1日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51年逝世。
据梁永禄先生亲笔讲述，他“从中学二年级就一直燃烧着归回祖国的情绪，为达到此目的，必须积蓄些钱，而不得不到一个乡村（台中县北斗区溪州乡）开业行医。遂得识该村牛稠子人、曾经留学过北平数年的陈文艺先生。趁此良机，承陈先生好意，立刻纠合该村青年、中年等多名组织了一个‘北京语讲习会’，于民国廿六年四月一日，陈先生指导之下正式开课。是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虽于台湾各地都能很清楚地随便收听，但半句也不懂。又不幸，七七事件发生，七月八日北斗郡役所命令解散该会，因之陈先生成为被注意人物，不能和他密切联络，继之全岛禁听一切中国电台之广播，于是我们的苦学就从此开始了。讲习会的寿命只不过三个月，所学只不过注音字母及极简单的几课基本会话而已。舍下不居镇上，位于比较偏僻地方，所以只能严选几位同志，由弟领导，夜间秘密的开始研究。为使发音正确起见，想法利用收听南京的播送，遂在距住宅四角100米处配置四个监视人拿着手电灯，如有警察或可疑人来时，以电光报告站于门外的另一监视人，以便立刻通知屋里人（弟与一、二同志）停止接听。这种独学（按，自学也）真是苦中之苦”。在台中县“积蓄些钱”并学习了“北京语”，梁永禄先生遂于1938年9月10日“带着太太、三个孩子和十三件行李”从基隆出发，“廿四日夜间来到了久思的北平”。
1945年台湾光复，梁永禄先生即作归计：他在台湾省旅平同乡会执行委员、会长任上主持制定的《新台湾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募股简章（草案）》和《燕京台湾国语普及会简章、创办意见》将新台湾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和燕京国语普及会总会的办公地址拟设于台北。1946年8月6日，梁永禄先生以“台湾省旅平同乡会负责人”身份“领送最后一批还乡团”，即回台定居的在平台胞153名到天津候船，“突然又因为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又回到北平”。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其母亲从台南致信于他，再三叮嘱“你们切切不要回来”，其二哥来信虽以“富贵不归，如衣锦夜行。七十又五老母望眼欲穿”，希望梁永禄回台，但又告诫对台湾之事“切守缄口主义以避祸”。1948年6月，梁永禄回到阔别10年的台南老家，随身带回的东西包括《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名册》、《新台湾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募股简章（草案）》、《燕京台湾国语普及会简章、创办意见书》以及个人往来函件、文稿等文献。
梁永禄先生返台居留时间，其长女、当年在北平贝满女中读初二的梁月心于1948年6月14日晚给梁永禄先生写信，信中说：
读了您的几封信，我才想想我那故乡是如何的美丽而安静啊！十年了，我回忆着我五岁以前的童年生活，也许是太远了一点，我怎么也想不出。十年的异乡生活，北平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还依恋着这文化的故城。但是战争的烽火吹散了我的梦想，虽然北平我留恋着它，它的风情，它的文化，尤其是我黄金时代的知友啊！我怎么舍得离别呢？
我虽然生长在台湾，但是五岁我便离开了它，十年我都是在北平漂泊着，这异乡的生活，我也忘记了我的甜美的家乡。胜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可是内战的再起更增加了异乡流浪人们的思乡情。
我们也回去吗？您回信得答复我。如果我们不回去，那么再过两个礼拜学校的注册费便交，开学就可以上。如果回去，注册费就不交了，而开学不能再上。您赶快答复我，因为只有两个礼拜了。……
爸爸，家乡的人我也许一个也不知道。至于哥哥、弟弟、姐姐、妹妹、祖母及大伯、大嫂们都替我问好！他们也许不知道北平还有一个我啊！不久的将来，我会看到了他们，而我去他们面前会是一个陌生人吧！
一个15岁初中女生依恋海峡两岸的故乡和第二故乡、北京的亲友和台湾的亲戚之情怀和情态跃然于字里行间。
梁月心写此信时是1948年。此后48年是1996年。
1996年，63岁的梁月心老人在长子张宁等人的陪同下回到台南老家探亲访友。
离台返京时，梁月心老人带回了梁永禄先生当年从北京带回老家的文献。这批保存完好的文献，加上梁月心老人收集的《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二·二八週年誌》等，被家人视为珍贵的藏品。
兹报告所见梁永禄先生家藏文献要目：
1.台湾省旅平同胞名册
2.新台湾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募股简章草案
3.《新台湾》发送名册
4.燕京台湾国语普及会创办意见书、简章
5.台湾省旅平同乡会会员归还台湾名册
6.台湾省旅平同乡会青年团名单
7.台湾省旅平同乡会青年团调查表
8.梁永禄先生演讲稿《台湾人学国语的简便方法》
9.梁永禄先生同家人、友人往来信函
10.《国语问题小丛书》第1种、第3种、第4种
11. 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二·二八週年誌
在京台胞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推行运动
1945年9月9日，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假北京西单大光明戏院召开成立大会。
该会成立后，对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推行运动颇为关注。
从梁永禄家藏文献里，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事例。
其一，为配合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推行运动，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和天津市台湾同乡会联合而成的“台湾省平津同乡会联合会”设立“台湾革新同志会”。
“台湾革新同志会”除在平、津两地开设训练机构，为完全不谙国语的台胞（包括被迫充当日军军伕而到大陆的台胞）讲习国语，还派出“文教服务团赴台任教”。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和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合编的《二?二八週年誌》（1948年3月28日出版）第3页记：
继为故宜兰中学教员赵桐烈士父亲赵鸿年先生起立致辞称：“赵桐系去年参加（台湾）革新同志会文教服务团赴台任教，服务于宜兰中学，平常甚得当地父老之敬仰，观该地朋友屡次来信，则可证明，后因与该校校长意见不合，致于二?二八发生后被害，桐儿一生耿直，为台湾教育竭尽微力，可谓无党无派之士，只为正义而竟遭毒手，设能因其死而有所裨益于台胞及台省将来之建设，则其本人之死，又何足惜！”语甚沉痛。
其二，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的机关刊物《新台湾》以“策进新台湾教育文化事业并从事推行国语运动为宗旨”,几乎每期都刊有讨论国语推行问题的文章，如《燕京台湾国语普及会创办意见书》、《北平台湾国语普及会成立大会纪过》、《漫谈国语与台湾推行国语》、《对于从事台湾省国语普及运动应有的认识》、《台湾国语的推行与注音符号》等。
据梁永禄先生家藏文献里的《<新台湾>发送名册》，《新台湾》每期都寄给时任职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魏建功、何容各2本。在《<新台湾>发送名册》里，魏建功、何容的名下注：“教部所派推行国语运动”、“台北市龙口町三丁目四号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国语推行委员会”。
其三，1946年8月7日，梁永禄先生给何容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就何容在台湾《新生报》上发表的《推行国语与恢复方言》一文，结合个人学习国语的经历、经验和绩效，提出相同或不同的意见，并且表达了回台时“亲赴府上拜谒”的心愿。
其四，1945年12月，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创办燕京国语普及会。该会创办意见书的结语是：
北平是国语的发源地，又是我国文化中心地。如果住在此地的热心教育的同胞对台湾的教育问题不关心的话，那就等于一个阔大夫对染过毒的儿子不给想戒毒的办法一样，如果住在此地的台胞对家乡的国语国文普及问题不做些筹备工作的话，那太辜负这些年住在北平的特殊环境了。
台湾国语国文普及运动所需的人才在北平有的事（是），台湾国语国文普及运动所需的书、杂志等材料，在北平有的事（是）。况且现在交通还不回（恢）复，赴台暂时没有希望，利用这个无为的时间我们赶紧纠合同志，汇集材料，组织团体以便将来完成我们的目的，这是台湾的幸福，也是中国的幸福。
其五，1948年4月12日下午，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在北平市社会服务处餐厅招待台湾省教育工作人员内地参访团。席上，梁永禄作题为《台湾省人学国语的简便方法》的演讲。演讲稿完好地保存于梁永禄先生家藏文献里。
梁永禄先生家藏文献里还有当年北京出版的《国语小报》、台湾出版的《国语推行小丛书》等。
《新台湾》与京、台两地台胞
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的机关刊物《新台湾》1946年2月15日创刊于北京，1946年5月1日出至第4期。梁永禄先生担任该刊发行人。
《新台湾》的作者主要为居住在北京的台胞，如洪炎秋（台湾省旅平同乡会首任会长，后返台居住）、梁永禄（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第二位会长）、张我军（后回台居住）等。《新台湾》作者里的陈文艺即梁永禄先生在台中县认识的“牛稠子人、曾经留学过北平数年的陈文艺先生”，查梁永禄先生家藏文献里的《台湾省旅平同胞名册》，陈文艺的台湾住地为“台中州北斗郡埤头庄牛稠子121番地”，北京住址为“内二区石驸马大街回回营11号”。《新台湾》作者之一的蓝益远后改名蓝明谷，后返台任基隆中学教员，1951年被台湾当局枪杀，是著名的政治受难人之一。查《台湾省旅平同胞名册》，蓝益远的台湾住址为“高雄州冈山郡山庄大寮122番地”，北京住址为“内一区铃铛胡同9号”。
据《<新台湾>发送名册》，《新台湾》每期以“航空信、每人送2册以上”的方式寄往台湾岛内连震东（台北县长，3册）、游弥坚（台北市长，3册）、黄朝琴（前台北市长，3册）、宋斐如（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3册）、林献堂（台中县大屯郡雾峰，9册）、魏建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国语推行委员会，2册）、何容（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国语推行委员会，2册）等人，以及台湾省外台胞送还促进会（台北市太平町五丁目二十五号，2册）、民报社（台北市，2册）等单位，共计238册；又以“平信”方式寄往台湾岛内陈百川（台中州鹿港街菜子头802号，10册）等619人，共计8010册。以上两项合计8248册。质言之，《新台湾》在台湾岛内的发送量至少是8248册，其影响力可以想见。
梁永禄先生急公好义、爱国爱乡，于《新台湾》“出钱出力最多”，名为《新台湾》的“发行人”，实为《新台湾》的“发送”人也。
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等团体声援和纪念台湾“二·二八”
1947年2月28日，台湾岛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大惨案。
“（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及（台湾省）旅平同学会接到“二·二八”大惨案的消息，便立刻由梁会长永禄及鄞石城、王康绪两君召开连席会议，讨论对此次惨案旅平同乡、同学应取的态度，旋经全体一致赞成发表全国同胞书，阐明惨案真相以唤起全国各界人士之同情。为慎重表明决心与责任，遂全体签名。同时由各会员自动踊跃捐款，以为印刷费，并当场一致通过致电蒋主席，要求撤换陈仪，释放被捕台胞。元月十一日，告同胞书印就，乃由学生及同乡乘载重汽车历访各报社，恳求各报主持正义，为台胞伸冤，并于重要街道粘贴宣言。是日行动由晨九时起至晚六时始解散。一方面，是日派往天津之代表在津历访各报社，及北洋、南开各大学学生自治会，恳请其作正义的声援，各报社及学生自治会均甚表同情。”
《为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乃由台湾省旅平同乡会、长春台湾省同乡会。台湾省旅青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沈阳台湾省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联合署名，并分中文、英文版发布。
旅平台湾同学会另单独发布《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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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9日，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京华酒家联合招待外国记者。席上，梁永禄致开会词、王碧光报告台湾“二·二八”惨案情况，接着答问。其中有一节答问颇可注意：
问：台湾人民所要求的是独立或是自治？
答：台胞所要求的纯然是根据国父民权主义原则的民主自治，台省人民深刻的明了，只有同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方能争取到国际上的地位！目前台胞所要求的不是独立，而是提早实施宪治！
1947年4月20日，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编印《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并在封页注明“欢迎迴览、欢迎翻印”。该书收录了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等团体的《为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台湾省旅平同学会《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学书》，《台胞在华北及东北二·二八大惨案发生后的活动经过概述》、《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招待外国记者概况》以及华北各报有关“二·二八”的舆论报道。
《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所收北京《世界日报》驻台记者薛绶之的《台变前因与后果》、《台湾人的悲哀》颇可注意。薛绶之当年在台湾任国文教员兼《世界日报》驻台记者。晚年曾任山东聊城师范学院副院长，1985年1月在山东大学教授的岗位上逝世，是一个正直而忠诚的学者，他当年写下的文字亦是直言而忠于事实的。
1948年3月28日，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编印了《二·二八八週年誌》。书收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的《痛忆二·二八》、《二·二八殉难烈士追悼会概况》、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等团体的祭文和挽联、《二·二八事变牺牲者（一少部分）名单》，以及张东荪、张奚若、粱秋水、裴文中、林正衡有关“二·二八”的《名人感想》，王铁崖、吴之椿、周炳琳、许德珩、冯至、贺青、贺麟、杨人梗、闻家驷、蔡枢衡、樊弘等教授有关“二·二八”的《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访问记》。
2010年2月17日（正月初四日），
记于北京寓所(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汪毅夫，文章原载于《团结报》4月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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