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科学大师钱学森离我们远去了，可他留下的“钱学森之问”却成为了横亘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一道艰深命题，等待整个教育界乃至全社会共同破解。
令人想起与之遥相呼应的“李约瑟难题”，即五十年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的：“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发生在中国？”他本人对此的解答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一些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扪心自问：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否具备了培养创新人才所必要的环境、观念和制度？
三十年改革开放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各方面硬件条件已经基本达到了国际大都市的标准。面对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新起点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问题，最根本的手段就是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培养创新型人才，这已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目光聚焦教育界。
然而高速发展给教育界带来资金、设备、场地的同时，也带来了简单的数字化管理和行政体制化、官僚化等现象。不少学校纷纷论资排辈成为“副部级”、“正局级”，沦为行政机构的附庸，注意力难以集中在培养创新人才上。由此衍生，本该是服务于教师教学和科研的行政人员可以高高在上地颐指气使，而作为大学培养创新人才主体力量的高校师生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切围着领导意志转。学校在传统上凝聚和吸引优秀教师的自由、理性的思想和文化，逐步被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等风气代替；一些教师的工作目标由追求学问转向了追求行政职务，工作地点也远离了实验室。教学不为如何熏陶学生的品格，只为完成教学任务；科研不为追求真学问，而是为完成科研指标，其思想和行为与职业品格和精神逐渐背离。
学生们自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缺少高尚教育资源的熏陶，只能向社会寻求精神的方向，而社会能够提供的又只有实用主义的示范，使得学生花大量精力修炼世故圆滑等世俗化的品性成为一种必然。这样的学习毫无疑问是一种背离人才成长规律的方式，许多人虽然忙忙碌碌，却并没有学到真正的知识，没有感觉到受教育的幸福感和快乐感。创新人才越来越缺乏成长的土壤。
与我们一衣带水的台湾，也曾经历过文凭挂帅成风、讲论功名盛行，以行政权力主导教育事业的阶段。然而在80年代中后期，台湾教育界便开始了以高等教育“学术独立”、“教育决策民主化”、“教育制度弹性化”为目标的改革。台湾1992年修改《大学法》，在以注重学术为中心目标下，贯彻“大学自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三原则；1994年成立教育改革审议会，并于1996年发布总咨询报告，专门列出关于高教如何松绑的议题。今时今日，台湾高校已在管理、人事、财务等各领域实现了全面松绑，致力于培养有创造精神和有道德的新人，真正担负起了高等教育的职责。改革的成果也日益显现：随着两岸交流的日益深入，相当多台湾人才纷纷“抢滩登陆”，在大陆广阔的市场一展所长。
台湾的教育改革及其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同八、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一样，我们的教育也即将经历由发展外延到注重内涵的转变。国家教育部已经着手制定的《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高校自主招生的试点等令人看到了自上而下进行改变的曙光。我们衷心希望未来的大学校园能够真正拥有自主的管理、自由的氛围、自我的思想，成为一方孕育创新的净土。（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台盟上海市委主委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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