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历史文化名人与北京的会馆

    ×××先生：

    您好！

    承垂询台湾历史文化名人与北京的会馆之问题，兹就闻见和记忆所及奉告如下：

    1. 20余年前，我在写作《<窥园留草>识小录》（收拙著《台湾近代文学丛稿》，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版）时，留意及于北京台湾会馆的一则史料。

    《窥园留草》是台湾进士许南英的诗集（书后附《窥园词》）。1908年，许南英（时在广东三水县知县任上）有《戊申入都感兴》收于《窥园留草》。该诗第四首并注云：

    故土远望祖国来，伤心会馆纪全台。天公妒尔名无实，一炬三椽付刦灰（全台会馆于三月间失火）。

    其时，台湾已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诗中故云“伤心会馆”、“名无实”，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许南英是1885年中为举人的，其后赴清光绪十二年丙戌科（1886）会试（是科有台湾嘉义县举人林启东、徐德钦，台湾彰化县举人蔡寿星中为进士）、清光绪十五年己丑科（1889）会试（是科有台湾彰化县举人邱逢甲中为进士）、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会试，终于在1890年中为进士。

    许南英三赴会试，在北京寓于何处？其诗、文中未见记载。1889年，许南英《己丑在都读吕汝修诗草作此以当题词并呈邱仙根诗伯》有句并注曰“献赋友朋膺泰侣（谓仙根孝廉）”，记邱逢甲当选为进士事。邱逢甲是1888年中为举人的，他首赴会试即获胜出。邱逢甲到京参加会试，乃寄寓于北京“下斜街”之某会馆，其《下斜街邸中春晓》透露了此中消息。“下斜街”是北京颇有名气的胡同，近人林海音《在胡同里长大》一文提及“下斜街”之名。

    2. 原籍福建安溪、寓台多年的林鹤年（1847-1901）于1882年中为举人后，曾六赴会试。其诗文有记载的为：清光绪九年癸未科（1883），有《癸未会试同寓邱君嘉澍同出第三房，均挑取誊录，赋诗奉柬即以志慨兼呈房师黄吉裳先生》记其事；清光绪十二年丙戌科（1886），有《丙戌科出都呈座师宝公》记其事；清光绪十六年庚寅恩科（1890）、清光绪十八年壬辰科（1892）、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恩科（1894），其《丰台得句》有注云：“庚寅至甲午公车”；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1898），有《励志诗为辂儿训勗》记其事。

    林鹤年《由杨村抵都车上口占》有注记其从台北赴京与试的一次经历云：“予二月二十六日自台北启程，三月初五日抵都补名入场”，“迟到郡馆，无住处，于仙龛旁下榻”，另有《壬辰春将赴公车戏作老女嫁十绝柬同行诸君聊当催妆》之诗，从中可以窥见福建举人（包括台湾举人）赴京与试者之众。

    林鹤年到京，曾寓于泉郡会馆。其《都门乡馆寓斋题壁》有“余郡馆为洪文襄所购地基；右邻皖馆，近为合肥相国修拓，壮丽甲都城”句可证。

    3. 我藏有《漳郡会馆录》，并撰有《<漳郡会馆录>发微》（收拙著《闽台区域社会研究》，鹭江出版社2004年3月版）。

    据《漳郡会馆录》的记载，台湾举人陈梦球（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科二甲第三十名进士）、杨士芳（清同治七年戊辰科第一百一十八名进士）、郭望安（清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三甲第七十一名进士）、陈望曾（清同治十三年甲戌科三甲第六十九名进士）、汪春源（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三甲第一百二十名进士）赴京参加会试，乃寓于北京漳郡会馆。台湾举人李望洋于1859年中为举人后，多次赴会试均未胜出，乃于清同治十年辛未科（1871）会试报罢后，经大挑一等，以知县用。李望洋到京，亦寓于漳郡会馆。

    附带言之，举人大挑始于清乾隆丙戌科（1766）。嗣后规定，凡举人会试三次，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仪表和应对。挑一等三人，以知县用；二等九人，以教职用等。

    4. 台湾进士施琼芳于1838年首赴会试（清道光十八年戊戌科），已荐未售，遂留邸都中，闭门苦读。连应清道光二十年庚子科（1840）、清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1841）、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1844）和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1845）会试，终于在1845年中为进士。从1838年到1845年为八个年头，其间也曾返台，但居留北京的时间当亦不少。施琼芳“留邸都中”，其居处当是北京的某一会馆。

    5. 1900年，台湾进士叶题雁以“户部郎中”寓于北京南柳巷之晋江邑馆，亲见八国联军之暴行，愤而作《外侮痛史》，文中提及“安徽会馆”，略谓：

    德国带兵官驻安徽会馆，有人从后面掷石破其窗棂，西兵逞愤，焚毁兴胜寺及东南园东北园民房，有二人在沙土园见火光陡起，意欲逃避，德人疑为掷石之人，遂抓而投入火坑中焚毙。

    6. 我在《清代福州对台交流的若干情况》（收拙著《中国文化与闽台社会》，海峡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一文指出：

    台湾在建省（1885）以前隶福建，称“福建省台湾府”。同福建其他各府一样，台湾府的秀才要升格为举人就得到省会福州来参加乡试。台湾在建省以后仍未单独举行乡试，台湾士子中的秀才们仍然要到福州参加乡试。通常所谓“出省赴考”乃是赴京城参加会试，台湾士子则多了一个去处：出省赴福州参加乡试，台湾民间亦由此有了一条歇后语：“福州城——惊京（惊）”（喻人故做恐状曰假惊，又谓福州城不是京城却有台湾士子出省赶考也）。

    作为闽、台两地科举教育的中心，福州具有其独特的优越地位。台湾在历史上出过32名进士、304名举人，可以肯定地说，这批台湾文化界的杰出人物都到过福州，有的甚至多次到榕；还可以肯定地说，有更多的台湾文化界杰出人物到过福州，因为参加乡试的人数总比额内取中的人数要多。按照规定，乡试每三年凡一举，遇庆典又加恩科。这样，每两三年举行一次乡试，每两三年就有一批台湾文化界的杰出人物到福州来。这是福州同台湾在历史文化方面特有的一种联系，也是福州市对台交流的历史文化优势之一。

    会试亦是每三年凡一举，逢辰、戌、丑、未年为正科，乡试恩科的次年加行会试恩科。照此，每两三年在北京举行一次会试，每两三年就有一批台湾文化界杰出人物（于今视之，则是台湾历史文化名人）到北京，这当然亦是北京同台湾在历史文化方面一种特有的联系。赴京参加会试的台湾历史文化名人当年多寓于北京的会馆（如全台会馆、下斜街某会馆、漳郡会馆、泉郡会馆、晋江邑馆等）。由此说来，“台湾历史文化名人与北京的会馆”乃是很有意义的研究选题。（汪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