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大学梦
01
课堂里，有个男生冲着我打了一个结实的哈欠。
于是，我讲了一段题外话。
----我从小生长在美丽的厦门。1977年，任何的人给我写信，只要写“厦门市汪毅夫收”就可以了。
有个女生奶声奶气地问：“老师真牛，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我是邮递员，我的工友都认得我呀，我还用过“游钗”的笔名呢。
课堂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02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我和邮局的三位工友领取了报考表格。
我忘不了那段往事：福建师范大学曾到我插队的山区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受到村民们的推荐却过不了“政治审查”的关口。
火热的铁遇到冰凉的水，痛苦地咝咝作响！
提起笔，我一口气在“报考志愿”（限报三个志愿）栏里写了三个“福建师大中文系”。为了圆一个梦，一个被撕成碎片的梦！
我信心满满。
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过“政治审查”的关。
03
考试过后，转眼到了1978年。
早春二月，外省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一份又一份地来了。
我一份又一份地送，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录取通知书带给人间的惊喜。
邮递员是绿衣使者，护士是白衣天使。
我相信，此种场合里的我应该和护士一样美丽。
1978年2月6日傍晚，我收工回到邮局。在挂号台里看到一份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
我再次出工，专程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收件人家里。我至今还记得信封上写着“厦门市上古街58号之二 郭光真收”。
郭光真不在家。郭光真的母亲和妹妹们一致对着我笑。
在回家的渡轮上，天色已晚，我想：这个家庭，这个郭光真，这个除夕之夜，该多么愉悦！
04
过了春节，我病休在家，因为感冒。
我的工友送来福建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和我一起报名的工友也都收到了各自的录取通知书。
病一下子好了，很奇妙。
爸爸很快告诉他晚年的好朋友、邻居严楚江教授和李文清教授。
老人们慈祥地对着我笑。
爸爸在十年浩劫期间受了很多苦，1979年才获得平反、恢复党籍。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通过了“政治审查”的关口。
几年后读《邓小平文选》，我明白了。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9月19日说，“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
05
1998年12月28日，我在《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影展上看到邓林同志，很想表达我对小平同志的深切感念，但激动得哽咽而不能言语！
1977年的大学梦很美。
2007年6月15日清晨
北大门前的快乐老爸
眯着眼睛眼睛想念照片上北大古色古香的校门，眯着眼睛想象长大后北大门下大模大样的我，乃是本人小学时代、初中时代最常温习的功课。
初中毕业那年是1966年。还没开始长个子、还没进入青春期，但我已经能从诗句里品味出辛酸的滋味：“我的青春才鲜艳不久，就遇到了过早的风暴”。此后是三年“停课闹革命”的赋闲时光、六年“接受再教育”的农耕生活和三年扛包打工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经历。这些年里，不快乐的事儿挺多，最不快乐的是：1973年，福建师范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有了上学的希望但在“政治审查”的关口上失却了上学的机会。
恢复高考制度那年是1977年。我一口气在“升学志愿”栏上填了三个“福建师大中文系”：为了福建师大曾经给予但又暂时收回的知遇之恩，为了得而复失的上学机会和失而复得的上学希望。此后是近十年的校园生活、近十年的学者生涯，以及近年改换的新的工作。这些年里，快乐的事儿挺多，最快乐的是：1983年娶了漂亮的太太，1985年有了可爱的女儿。
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练，我心中的“北大情结”更加浓烈。我不敢走近、更不敢走进北大那古香古色的校门，即使人在北京，即使人在梦中。当我写作《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等有关北大的论文，向往北大之情时时来袭吾心。
女儿上初中那年，我同女儿说起这一段往事，这一桩心事。我希望女儿考上北大时“领着老爸一块去”。女儿拍拍我的肩膀说：“老爸好可怜，老爸你等着吧！”
癸未之秋、开学伊始，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大学古香古色的校门前。看着女儿笑盈盈地从校园里走来、跟着女儿怯生生地走进校门里去，老爸我真是快乐极了！在北大未名湖畔，面对名胜“一塔湖图”，我激动得不得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这风景还可以”；在北大“红楼”跟前，我想起台湾光复初期，魏建功教授曾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国语推行委员会北平办事处”的牌子挂在“红楼”的某个门上，心中又是一番感动；在女儿寝室，看者女儿和她室友，看着花一般的孩子们，真不愿告别离去。临别时，我告诉女儿：“好好读书，毕业后回家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吧。”这是我能想得起的最老套的临别赠言。我当年如果能考上北大，我老爸一定是这么说的。可是，话音刚落，在场所有的人都乐开了。
在北大门前的城隍庙小吃店里，我遇到另一位快乐老爸，他刚送儿子到北大报到。为了表达快乐的心情，我请他喝带吸管的冰豆奶，他也想请我喝同样的“一点也不贵，我来付帐”的东西。结果是，我也付，他也付，我们各喝了两大杯冰豆奶。席间，这位老兄不住地说：“北大真好，当今的世道真好！”我则咬住吸管使劲地啧啧作响，表示完全赞同。
寻找刘老师
在我插队落户的闽西山村里有一所小学。我近年来时时寻觅、常常系念的刘老师曾经独力支撑了这小学里的全部事务。
我看过刘老师上课的情形。校内十几名学生按照程度高低和个头大小分成3个年级，坐在同一块黑板之下。刘老师讲完了一年级的语文课，让学生们抄生字；接着，给二年级上算术课，又叫学生们做习题；然后，教三年级唱歌。学生们不肯用功，刘老师满头大汗、一脸苦笑。我记得刘老师曾告诉我，这叫“复式教学班”（说话时，刘老师又露出一丝苦笑）。
刘老师是村里唯一的“秀才”，春耕积肥的报表、欢迎上头来人的标语同拉的和吃的有关的作品也一律出于刘老师的手笔。村里的干部常给刘老师派活，刘老师总是随叫随到、不曾稍怠。我还记得刘老师曾告诉我，有一回忙了几天几夜，累得他头一挨枕就淌出鼻血来。
一天夜里，刘老师到知青点，低着头，低着声说，他有一些很好的书想转让，他希望得到的价钱很低很低……
几天后，刘老师挑了两袋书来了。他走得很沉重。他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袋子，取出书来一本一本地摆在桌上，握了握我的手，转身走了。
不久，刘老师调走了，他是在暑假里调走的，没见有人送他、也没有听说他调哪儿去了。
这一年，我刚满19岁，还不能真正体会一个读书人不得不卖书的处境和心境，但从刘老师抬不起头、说不出话的样子里确实感受了苦楚。
刘老师留给我的全是真正好书，其中有10卷本《鲁迅全集》、10卷本《茅盾文集》、3卷本《中国文学发展史》、还有《修辞学发凡》、《语言学论丛》等。这些书是刘老师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邮购而来的，书里有刘老师读书时留下的记号，书里误植的错字、别字也经刘老师一一检出订正。刘老师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几年下来能省出的钱全买了书。1966年以后，再也买不到好书，买到的好书则看来再也派不上用场了。刘老师在失望、孤寂的境地里放弃了他的藏书却不放弃他对于书的看重：书应该在读书人手中而不当沦入废品店！
在6年的农耕生活里，我一本又一本、一遍又一遍地精读《鲁迅全集》等书，心中逐渐萌发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和志向。从《鲁迅全集》和《茅盾文集》开始，我尽可能多地阅读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按照《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提示，我四处访求顾炎武、梁启超、王国维等中国作家的作品，对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章尤为倾心；我对民俗、方言民间文学乃至文化人类学也发生了兴趣。我开始写《鲁迅小说人物谈》、《鲁迅书信人名注》一类读书笔记，并在村里收集民歌、民间故事，观察民俗活动，记录方言语汇，还到处查看碑刻、墓葬等，并曾到县城查看《上杭县志》。这些“研究”的“成果”只“发表”于我的笔记本上，读者只有几位“老插”和下放干部。我从当地老农、老插和下放干部那里获得很多教益。例如，我的房东告诉我，当地民间祭祀的“伯公”就是土地神，还解释了“伯公信仰”的许多情节；当时在另一座高山顶上插队落户的朱家麟（现在日本国攻读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曾告诉我，当地的“打平伙”之俗也见于中国古典小说，我在《二刻拍案惊奇》里果然看到了有关“打平伙”的描写；现在福建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蔡厚示教授当时也在上杭古田，他在1971年就客家和客家方言的问题给我写了一封信，多所赐教，这来信我收藏至今。
1974年岁暮，我结束了6年农耕生活。从此，当搬运工、任邮递员、上大学、读研究生、当教师、搞科研，生活的路几经转折，《鲁迅全集》等书总相随相伴。我现在福建社会科学院专事研究工作，我常常觉得我的每一项研究都同6年的农耕生活、同刘老师留下的书紧密相关。我已完成的5种著作都不出文学、文化范围，我正在进行的客家文化的研究也得力于当年在山村的田野调查。
1982年以后，我先后5次到闽西讲课和调查。每次，我都向人和托人打听刘老师的住处和近况。我盼望着有同刘老师相谈甚欢的机会！
1991年，我在北京看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朱正先生，谈起我的这一段往事、这一桩心事。朱正先生是一位有过坎坷经历的正直学者。他听完我的诉说，沉吟片刻，语重心长地说：“你应该找到刘老师。我也想送他几本书。”
是的，我应该找到刘老师。我要告诉他，他留下的书不曾明珠暗投，它们引我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我还想参观刘老师新的藏书；并请求他在藏书里接纳我已出的几本小书；最不可忘的是，我要同他紧紧握手，在心里同声诉说：“让那个斯文扫地、书贱如纸的荒唐时代永远不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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