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谢正观之前，已经对他有所了解：1953年2月出生于台湾台北，1972年9月至1976年7月就读于台湾大学，1979年9月至1982年6月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读城市与区域专业硕士研究生，其后又转至法国巴黎大学继续深造。1989年6月自美国回国定居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历任高级规划师、副研究员、教授等。此期间，曾于1992年9月至1996年6月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读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样从台湾到欧美、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的经历让人产生兴趣，而且，通过几次政研会，对他也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知识面广，对问题侃侃而谈；平易近人，让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此，对这次采访，我们的心情有企盼，有兴奋，还有不安。
一扫连日来的阴雨沉闷，20号这天北京的阳光格外明媚，人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中午，我们按照约定，早早来到地安门避风塘茶楼一个幽静的小房间，一边喝着凉爽的珍珠奶茶，一边静静的等待着谢正观的到来。
心里正在想着这次采访如何开头，忽然听到外面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于是赶紧站起身走到门外，谢正观已经快步走了近来，“你们吃饭了吗？”他看到我们第一句话就问，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吃了。”我们赶紧回答。“真的吃了吗？”他似乎还不大相信。“真的吃了。”我们微微一笑，答道。
刚落座，我们便趁机提出：“谢主委，请你以后多多参加我们的政研会，给我们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啊。”大家相视而笑。对他从台大到南加大，再从巴黎大学到北大的经历，我们表示出了浓烈的好奇。于是，话题即转到他80年代末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情形，他的思绪顿时回到了那个激情与幻想共存的年代：“我80年代末通过人事部专家司从美国回来，当时国内的条件已经改善许多，给我的工资也还过得去，每个月有300多块，比我们单位领导的还多，这让我每次领工资的时候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到这里他笑了一下。“后来又去北大读博士，我是海外回归人士当中第一个在国内获得理学博士学位的人。”他的神情显露出心底里的自豪。“当时是两个人一个宿舍，我身边的同学每个月才120元补助，还要养家糊口，很艰苦。我一直为他们鼓劲，相信未来能过上好日子，果不其然，如今他们有车有房有款，今非昔比。”说到这里他的眼里放出了光彩，想必其中还有很多美好的记忆吧。
“当时在美国生活、工作、学习，基本明白了美国是怎么回事，明白美国不是圆梦的地方。去之前有很多幻想，去了之后看到那个社会的里层，了解到他们的很多不足。最主要的是，精神上一直融不进他们的主流文化模式，感到自己彻头彻尾是一个化外之人。”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我个人比较坚持，是一个执着于追求自己内心深处的‘根’（中华文化）的人。那么，回归主流社会（祖国大陆），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相对来讲，当时无论美国还是台湾，条件都比祖国大陆好很多，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到大陆了呢？”我们终于问出了心里一直想问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谢正观几乎不假思索，肯定是思虑已久了吧：“当时台湾许多知识分子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有些人一昧地追求西方式的民主自由，有些人想寻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看看台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当时在台湾读的书，都是‘大中华’思想教育，当然会希望过来（大陆）看一看，为台湾的未来探讨一条更好的道路。”“另外，我学的是城市规划，当时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各项建设正向纵深发展，我回来肯定有用武之地。”
谢正观一直热爱对城市各方面的研究，研究生期间读的是城市与区域专业，毕业后，认为自己后半辈子应该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城市，所以就选择了北京。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对祖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究。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发展模式，跟西方、前苏联和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都不太一样。西方流行一句话：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对社会主义没有追求，对共产主义没有向往，这个人就不完整，他不可能走向成熟。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西方的学潮此起彼伏。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谢正观更坚定了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他坚信中国的发展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即“中国模式”，为世界做贡献。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探索的梦想、参与的热情来到我们祖国大家庭，在祖国这块土地的大舞台上，看看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你归国做城市规划这么多年，有什么心得吗？”我们听得全神贯注，几乎忘记了这个早就准备好的问题。
“我们做规划要用很多自然科学理论，也有很多社会科学理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亟需完善城市规划与建设的理论与体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国内有些城市的规划严重滞后，限制了生活质量；有些城市规划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失误。这些情况除了加强更高素质的人才培养外，还需靠公众的参与、社会舆论的监督才能得到改善。”
顿了顿，他继续说道：“我现在之所以能在城市研究的专业上有些小小的积累，是因为有接连不断的实践，有干不完的活，这样就会有不断的案例，不断的挑战，这对我而言是一种吸引力。”“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中华大地上脚踏实地过了把瘾。”最后，他又特地重重的加上一句。
这么多年从事城市规划相关工作，谢正观感到很难得、很幸运，觉得没有失去人生的一个宝贵机会：能在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热火朝天的时候参与进来，做些事情。
由于所学专业的缘故，谢正观的科研工作和研究课题基本上是围绕着城市规划与建设发展打转。他经常跟中国城市规划院，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或者是建设部所属单位合作搞课题研究与规划编制。其中，1997年的研究课题《中国陆地边境地区城镇规划与发展》获建设部科技进步三等奖。近年来，除了参加浙江苍南、大连港区、黄山景区、北京朝阳区、丰台区、内蒙古阿拉善盟等地的规划设计外，还经常应邀参加全国各地的设计方案评审会议。2004年曾同北京市科委合作了《关于城市电磁辐射的污染影响》与《北京重点地区放射性调查》等科研课题。今年还准备与有关单位继续合作对北京城市形成演化过程进行动力学分析方面的研究。
对台湾年轻人的思想问题，谢正观认为，台湾年轻人多数关注的倒不是主流文化，而是流行文化。从这个层面来讲，台湾年轻人对日本与韩国的流行文化情有独钟，完全是一种时尚。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是哈日族，现在是哈韩族的出现，估计这个趋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同样有一天他们会对中国大陆的流行文化有感情。到那时，哈中族必定风靡全台湾而长久不衰。至于那些一直关注社会主流文化的台湾年轻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则为一种很自然的感情倾向。
谢正观多年来一直积极地投身于参政议政工作，对台盟的工作他也一直很关心，当我们向他提出，能不能为台盟今后的工作提些意见和建议时，他欣然答应，并提出两点意见：一是连宋成功访问祖国大陆后，两岸人员、经贸交流进一步密切，台盟要继续利用自己的优势，做好大陆同胞和台湾同胞之间的“沟通之桥”。二是台盟要加强宣传。现在仍然有很多台胞不知道台盟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有台盟这个党派，台盟要利用各种方式，扩大自己在社会特别是在台湾同胞中的影响，尤其要在各种场合、各种时机与各种宣传刊物当中，对台胞宣扬中华之美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美好愿景，发挥好台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作用。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2个多小时，最后，当我们提出希望他给台盟《盟刊》题字时，他略一思考，挥笔写下：希望提高可读性、包容性，并加强思想论述，建立台盟《盟刊》独具特色的风格。字体遒劲有力，文字言简意赅。虽然采访结束了，但是谢正观那丰富的知识、风趣的谈吐和爱国的热情，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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