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一个华灯初上的晚上，在北京为了庆贺谢雨辰、张金凤全家回祖国大陆定居二十年，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张克辉特意举办晚宴招待谢张二位，台盟中央机关各部门有关负责同志以及谢张部分好友出席作陪。“剑南春”的酒香伴着浓浓的乡情，谢雨辰夫妇用国语用闽南话与大家回忆往事，谈论今天，展望明天，谈笑甚欢。
七八十年代谢雨辰已是台湾电影界颇具影响的本土电影导演，1984年与夫人张金凤一同带着一子二女举家回到祖国大陆定居。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下定决心离开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在大陆的二十年他又是怎样度过的？这些年做了些什么？这些疑问促使我想要走近他，了解他。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如约来到京城双榆树附近一座八十年代建造的六层板楼前，敲开房门，谢导夫妇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屋里。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装修装饰无不透着主人的艺术素养和精心筹划。给人印象最深的要属布满护墙板上的照片了，这些或大或小，或艺术或生活，或颜色渐失或色彩艳丽的各种照片，彰显着主人的专业摄影水准，记录着他一家人的生活轨迹。
与主人相对在沙发上坐定，我问谢雨辰先生：“是不是最习惯于听别人称呼您‘谢导’。”他哈哈一笑，操着标准的“闽南普通话”：“叫什么都没关系，叫老谢、小谢都可以。”
回大陆定居，从筹划到成行前后三年时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5岁时的记忆成为回大陆的最深根源；回到大陆对政府“来去自由”的承诺印象很深，说话算数.谢导夫妇讲述的一段段以前的故事，越是细微之处，越能让人感受到他们心灵的真实。
谢导1940年出生在台湾苗栗的一个富足人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户，仅兄弟姐妹就有十人。祖父做水果批发生意。父亲曾东渡日本留学于东京摄影艺术学校，谢导走上电影艺术之路与其深受父亲的影响有关。谢雨辰由台北大同中学保送进入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父亲对他多年的艺术熏陶，特别是在摄影方面的亲历锻炼，使其感到学校的八股式教育实在难以满足他的求知欲望，终于在后来放弃学业，闯荡摄影界。在这里他的摄影天才和艺术天分得以展现，先是以18岁的年龄在国际广告公司担任摄影组长，第一个月就拿到2000美元的丰厚薪酬；1964年涉入电影界，从摄影做起，十年间拍了七十二部电影； 1974年转做导演，至1984年在台湾执导了三十多部电影作品，应该算是高产了。谢导说，他所拍摄和导演的电影都是商业片，这样的电影不会参加什么评奖，是以赢利为目的，以票房论优劣，他的作品没有赔钱的。
198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谢雨辰在台湾电影界已有一席之地，有了温馨的家庭，有了几百万的资产，可说是事业有成，生活无忧。在此时毅然举家跨海东归，让很多人难以理解。谈到此时，谢导徐徐呼出一口气：“选择回到大陆，直接的原因是1979年我们在香港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同时在岛外拍戏过程中通过其他国家的新闻媒体了解到祖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的形势，特别是在电视中看到人们充满活力的精神面貌深深触动了我。但是最深层的根源是儿时的记忆，我5岁那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前夕，盟军飞机轰炸驻台日军，一家人躲在自家的防空洞里，父亲对我们说：‘我们的祖先并不在台湾，而是在唐山，在海峡那一边的大陆上。’当时虽不能完全懂得他说的意思，但这句话却深深印在我的心上。还有一点，就是我下决心回大陆之前，到过很多国家，美国、日本、东南亚都去了，看到当地华侨作异乡客的无奈感受，我为什么不回到自己家去？我们不讲大道理，只想做一个挺胸抬头的中国人！”
进入大陆后，有关部门很重视，但并未急着做出什么决定，而是先安排他们到广东、福建、上海等地走了一圈，回到北京对他们说，大陆的政策是“来去自由”，留下我们会尽量作好安排，要走我们也会提供方便。谢导表示要留下，唯一的要求是为了三个子女的学习和成长，希望定居在文化氛围好，教育程度高的城市。这样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北京。谢导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决定定居北京后中央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和宴请我们全家时的合影，并一一介绍了当时参加合影的有关领导。谈起“来去自由”的政策，谢导夫妇深有感触的说，中共真的是说话算数，对我们留下来没有半点强迫的意思。
再执导筒，《夜行货车》刚起步即遭台湾封杀；60岁后生活安逸也很充实，已不用再为儿女操心；二十年无悔于当初的选择落户北京电影制片厂，谢雨辰和张金凤依然从事所熟悉的导演和制片工作，谢导还记得大陆同行得知他在台湾十几年间拍了上百部影片时眼神中的错愕和疑惑，因为这在大陆当时的体制下是不可能的。
转年5月，谢雨辰根据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同名小说改编并导演了电影《夜行货车》，此片拍摄时间仅用了一个月，这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界是效率极高的，因此受到文化部有关领导的褒奖。然而这辆《夜行货车》刚起步，即遭到台湾当局“新闻局”的封杀，声言禁止该片进入台湾。此后的几年中又陆续编导了《望春风》、《烈火恩怨》等影片。他的影片以浓烈的乡土气息、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清新的艺术风格见长，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夜行货车》卖出的400多部拷贝至今保持着大陆电影单片发行量的最高记录。
谢雨辰夫妇现在在改制后的中国电影集团工作，生活得充实、安逸，心情也很放松。三个儿女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都殊途同归地走上艺术之路。谈到孩子们，张金凤一脸欣慰地说：“看到他们长大成材，都有了自己的事业，感到回大陆这一步是走对了。”
“回来这些年，你们后悔过吗？”我又问。
“二十年来，我从来无悔于当初所做的决定。这些年虽然不象在台湾有高收入，有高级住宅豪华轿车，但精神富足衣食无忧，还为祖国的统一和促进两岸的文化交流做点事，感到很满足。也从未后悔。”
夫妻同参政，关注焦点是台湾问题；做台湾人民工作要有真情，自家获誉“台胞之家”；直抒对台工作己见.
自1987年起，谢雨辰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张金凤也是现任的北京市政协委员。问起这些年参政议政的心得，谢导满口谦虚地说：“没做什么，没做什么。刚回到大陆没几年就让我当政协委员，老实讲我对政治什么都不懂，只能努力学习，认真参会。我们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我感到中央不但尊重我们，同样重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谢导接着说：“参政议政当中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台湾问题，台独一定是没有出路的，但有很多工作要做。做台湾人民的工作一定要有真情，真把他们当成大陆人民的同胞。我想起与张克辉主席的相识就很感动。”那是1985年谢导到福建拍片，一天晚上回到驻地服务员给他一张字条，原来是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张克辉同志来看望他未能谋面而留下的，当时他与张克辉同志并不认识，之后两人依约相见，这么高的领导亲自来看他，使谢导大有见到家人之感。谢导在北京的家就被誉为“台胞之家”，定居北京二十年，在这个家中接待的台胞数以千计。张金凤说：“让他们看到我家真实的幸福生活，比什么都有说服力。
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的一天，突然接到大哥的电话，说一共二十几个人的旅行团刚从首都机场下飞机，马上来我家。我明白他们这是不相信我们以前讲的，要眼见为实，搞突然袭击，不给我‘做假’的时间。就在雨辰去接他们的时候，我做了一大桌丰盛的晚餐，他们看后不再怀疑了，我大哥从此也不再说我回大陆是‘神经发生短路’了。”
二十年来，谢导一家不仅在电影事业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更为两岸的经贸、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大陆和台湾一水相隔，一情相牵，两块陆地，手足同身，这是不能改变的。几年前谢雨辰先生的大哥从美国寄给他的家书中说:“……记得你领一家归祖国，我在凄凉寂寞中离开台湾去异乡，过着乡愁之日，每年一到中秋节的日子就会想，吃不饱也回祖居的祖国大陆去。……看到你两个女孩的美与已成年，看到金凤满足的笑容，对祖国的感思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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