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孝彰是台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兼徐汇区委主委、市政协委员，上海医科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长期从事医科大学的医疗、教学及研究工作，成绩斐然，此外，他还出色地组织了几次医学“巨著”编著、出版，近几年来又同时活跃在上海的参政议政舞台上。
潜心学习科学技术 静等时代日新月异
1957年潘孝彰从重点中学考入当年上海仅有的四所全国重点院校之一的上海第一医学院，1962年又成为首批以考试方式录取的研究生，毕业后恰逢“特殊年份”，但他决意远离激昂的批斗场，冷眼面对不实之词，暗暗地给“牛棚”里的老师们提供可能的帮助，勤恳地为病人治好病，偷偷地阅读医学书籍，无报酬地为全国仅有的一家医学杂志翻译英文文献。他当年所受的压力当然不小，因为他是台湾省人，又有独立见解，所以容易受刁难，但他坚信，新时代终会来临。
这一天终于来到，1978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全国知识分子和台湾省籍同胞永不忘怀的一年，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时代终于来临，在这个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他和其他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希望为国家多做点事。
1983年11月27日，他光荣地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台湾同胞为祖国作贡献经验交流大会”，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接见。在这之前和这以后他到底做了哪些事呢？
二次领衔科研课场 两回取得部级奖励
1979年他出差北方，见到许多因吃“米珠肉”而引起囊虫病的患者，皮肤上布满结节，少者数十，多者一千多，“结节”长在脑部，就频频发作“羊癫疯”，抽筋不断，最终致死。全国东北、华北、西北及中原等地的病人数无法统计，至少千余万，严重影响人民健康、摧毁劳动力。但是国内均无良方。不久，西德药物毗隆酮，试用于日本血吸虫病，根据药物的作用原理，潘孝彰设想此药可借用于治疗囊虫病，但风险很大，必须尊重科学，脚踏实地地进行研究。为此课题，成立了由他负责的九人科研组。工作时，首先是循序渐进地进行，他决定先选择单纯皮肤型囊虫病进行验证，仔细研究药物对虫的影响，观察吃药后30分钟、1小时、2、3、4、8、10小时……等不同时间虫的变化。为此，必须把皮肤上的结节切下来，做病理检查，这样，常常是半夜里还在病人身旁做手术，取出虫体，观察变化，结果终于出来了，科研组当然是一片喜悦，大量证据证明，毗咦酮对囊虫有很强的作用。进而大家大胆地、正式地为皮肤型囊虫病人进行治疗，病人十传十、一传百，北方的病人闻风而来，高兴而回。接下去摆在科研组面前的问题是脑型囊虫病，脑型囊虫病是一个更为棘手的课题。他和研究小组人员～起讨论研究分析病情，寻求最佳方案。采用了小剂量药物，多次应用，并用激素减轻脑部反应，大多数病人渡过危险期，使囊虫病痊愈。对少数有强烈反应的病人，他还预先制定抢救方案，经过几个月的精心治疗，一个又一个患者化险为夷，得到康复，用毗座酮成功地叩开了治疗脑型囊虫病这扇大门。该课题完成后发表了论文，发表时间与国外同步。1984年该课题荣获国家卫生部重大科学进步乙等奖。
他领衔的第二个课题是“肠杆菌科细菌的快速诊断系统”。肠菌科是细菌中的一个“大家族”，大家熟悉的大肠杆菌、变形杆菌、肺炎杆菌等，共数十个，这些细菌引起感染时，来势凶、病情恶，要抢救好些病人，首先要尽快知道是哪种细菌引起的感染，这样才能对“菌”下药，而常规方法需96小时才能鉴定出细菌，在这期间医生只能凭经验用药，但针对性不一定强。而国外则有许多快速检测系统，但出于盈利，各系统的技术都是封锁的，潘孝彰选择了Micro－ID这个系统作为制造模式，该系统共15个生化反应，潘孝彰负责的攻关小组共6人，对各个生化反应系统逐个进行试验，先弄清15个生化反应系统的本质，再搞清反应物的成份，然后自己摸索最佳的反应量的搭配，最后才能总体测试，测试小样成功后再用千余株细菌进行鉴定，并与经典鉴定方法对照，最后的结论是99．5％的结果与经典方法相符合，而鉴定所需时间则缩短了48小时，这48小时对于危重病人来讲，确实是太重要了，在医学领域“时间就是生命”！该课题终于获得1998年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二次领衔，两次部级奖”，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作为全国两个感染病学重点室之一的华山医院传染病学教研室在1980年至1998年间，以本教研室人员牵头的科研项目中，获部（或直辖市）级奖励着共7项，潘孝彰则占其二，该教研室还有4项部级以上奖是参与其他单位的，而非领衔，潘孝彰对其中的一个也有过贡献。
潘孝彰认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二十年中，值得一提的第三个科研项目是艾滋病的研究，他在世界闻名医学中心美国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工作期间，根据药物作用于不同部位的原理，他设计了三种药物联合应用，一个是阻止病毒结合人的细胞，第二是阻断病毒RNA变成DNA，第三个是阻止病毒殖，三联合在实验室中获得成功，这项结果大大地丰富了联合用药的实验依据，为当今世界推广的“鸡尾酒”疗法提供了理论及实验依据。目前他回国后继续为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贡献力量，他现在是上海市艾滋病专家组的副组长，已在香港医学杂志（英文）及中华传染病杂志、上海中医药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这是近1－2年的事。江总书记和李岚清副总理反复强调艾滋病是关系到民族兴亡的大事，潘孝彰从国外回来后就投入该病的防治工作，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他坚定地参与艾滋病的工作，多少也是出自于民族的责任感。
潘孝彰发表在国内外的论文中，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的共42篇，涉及细菌、寄生虫及病毒性疾病等不同领域。
五次组织“巨著工程” 三年出书愈于万字
这里的巨著是指200万字以上的巨型著作，即《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临床综合卷》共638万字，《实用内科学》共489万字，《现代感染病》263万字。以上总共1390万字。＊三年”是指1997年至1999年三年之内。“组织”巨著工程是指潘孝彰作为主编助理，实际负责了《医学百科全书》及《实用内科学》的组织工作、审稿、定稿等学术工作以及对外联络等事项，在上述两部巨著中，对前者，他组织过一次（仅此一版），后者他先后出任三次主编助理。而《现代感染病学》一书，他自己作为主编之一，承担了上述“重担”。
医学百科全书是当代世界各国公认的知识密集型参考书的最佳形式，是反映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窗口。
1978年至1988年间医学百科全书以分卷形式出版，如肾脏病学分册、血液病学分册等等，共93本，其中临床医学部分占了近半数，达40个分卷，为更符合各国百科全书的习惯，便于查阅，1985年国家决定出综合卷，把40个分卷打乱重写，按“国际疾病分类”列条目，打乱了内、外、妇、儿等的分类，而且要反映最新医学进展，工作量极大，任务繁重，北京由前卫生部长钱信忠挂帅任编委会主任，吴阶平等7人任副主任，临床综合卷由我国临床抗生素学的奠基人，医学界泰斗戴自英任主编，潘孝彰任助理，前期的组织工作则用去二年多时间，撰写人全由上海医大负责，全部由当时的正副教授参加，共208位，分布在7所医院，由于这套书已无内、外、妇、儿眼及耳鼻喉科的踪影，传统的组织方法已不起作用，所以这部巨著称为“工程”是名副其实的，工作量实在“浩大”。上面曾提到潘孝彰赴美参加艾滋病研究，临行前，全书的任务已完成70％一80％的初稿，数年后回国时，他本想可以见到崭新的全书，令他失望的是此书“瘫痪”了，几年下来，书稿已渐渐泛黄，发脆，文稿袋积着厚厚的尘土，潘孝彰当然有些伤感，究其“瘫下”有原因，那是多样的，他也不愿多谈，他只是说，接下去干吧！于是一次次协调关系，多次设法引进激励机制，以身作则，并用了半年时间，终于重新启动了工程，补上了每一条目中的新进展，交付出版社编辑加工，又费时一年多，全书终于在1997年6月出版。由于耗时十年，财源也竭，所以没有轰轰烈烈的发行式、剪彩，但毕竟中国在世界上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也有同类的医学百科全书了！潘孝彰喜欢“此时无声胜有声！”
至于《实用内科学》，不但是中国医生都知道，老百姓也熟悉，此书已有48年历史，每4－5年进行一次重大修改，此书1952年第一版时仅朋万字，跟着医学的进步，十次更新，目前为第十版，达近500万字之规模。全国几代医生都是跟着该书的发展而成 长，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规定此书为内科医生的必读书，绝大多数医院病房的案头上都存放一本，以便随时查阅，国家为奖励40多年来本书对人民的贡献，1999年1月本书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Th等奖。潘孝彰作为参与最近三个版次的主编助理，组织该书的运作，他认为虽没有“百科全书”那样累人，但这毕竟是一件130位专家组成的编写队伍，组织好、协调好当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正视潜在的危机，因为要保持此书的权威性，就必须让每～个专业医生天天注视着医学的前沿，才写得出好书，那也是很烦心的。
《现代感染病学》则是中国第一部专著，潘孝彰作为三主编之一，负责了大量工作。由于这几年社会工作多起来，他修改稿件常常是在凌晨3时爬起来，此时夜深人静，效率高，改到5点鸡鸣时刻，打个盹6点起床上班。1998年5月，此书终于出版，出版后，北京的反响较大，当年6月健康报公布医学书籍销售栅行榜时，本书名列榜首。
近几年中，潘孝彰参与写作的专著近二十本，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主编了国内第一本“艾滋病防治手册”，虽言是手册，但有33万字，成为令他1999年欣慰的一件事，因为他每年每月都会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
专业工作虽重要 科学普及更可贵
在科学研究、专著出版、救死扶伤以及教书育人中潘孝彰虽然硕果累累，但他近来所考虑的是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问题，尤其是在“法轮功”问题以后，由于中华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混杂，泥沙俱下，人们分不清精华与糟粕，所以必须加强科学普及以提高民族素质。
二年来，潘孝彰涉足电视、电台、医学普及杂志、“与群众专题对话”以及写科普书籍等领域。先后在电视中讲解了《流行性感冒》、《宠物热带来的影响》、《夏日饮食的隐患》、《艾滋病的危害》、《美味佳肴的隐患》等等，电台中的几次讲解时还与听众当场对话，1998年6月至今，在“大众医学”及“家庭医生”两杂志发表过11篇科普文章，应邀在“名医谈百病”的一百本丛书中写了两本，即《发热屿《肝炎》，每本都有5万字。连“少年报”的请求他也答应，为他们写了“二恶英恶在哪里”、“马来西亚为什么枪杀肥猪”及“春天防肝炎”等，他认为科普也得“从娃娃抓起”。
潘孝彰认为以往对于科普作者有不公正的评论，认为他们“不务正业”，其实不然，写好科普不容易，最优秀的科学家都要参与科普，科普对人类的贡献应该比专业还大。古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末病，即防患于未然者，才是高明的。医学科普就是教大家 防病知识，得病早治，正确地治。
社会工作挑重担 参政议政谱新篇
潘孝彰作为台盟中央委员、市政协委员，台盟市委的副主委、徐汇区委的主委，还担负着十分繁重的社会工作，有时会议是一个接一个，不少人都担心他忙不过来，可他却像有分身术，各方面的工作都能落实好，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问他到底有什么奥秘？他直言主要是得益于三条，一是坚定的信念和长期形成的政治敏锐性，使他在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能一下子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是相信同志，敢于放手，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大家的作用，众人堆柴火焰高，集思广益；三是心底无私天地宽，自己不想捞什么好处，党派工作只能是奉献，力量源自于使命感、责任感、既然被大家推上了位置，就要好好干。
确实，这些年里，他作为台盟市委负责组织工作的分管领导，十分重视台盟的自身建设，对贯彻民主集中制、落实制度建设、培养干部等工作抓得很紧、很实；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和做法，坚持原则，敢于批评；对于如何解决台盟在自身发展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有着许多思考；特别是对于民主党派如何稿好自身建设，尤其是班子建设提出了不少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为此，潘孝彰在台盟中央及市委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政论性文章，诸如《论实事求事难》、《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兼谈给我们的启示》、《14号文件10周年时的思考》、《从文明社区建议的落实看多党合作入《参政党的现代领导体制》、《回首台盟50年，思考新生代重任》、《浅谈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的素质》、《肝胆相照，奋力进取，坦陈己见》等，在自然科学工作卓有成绩的教授，又在党派工作中发表这样多文章，表述自己见解的人，实在不太多。
他十分重视党派的参政议政工作，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关于文明社区的建设的建议就是其中之一。最初是由他在徐汇区提出，中共徐汇区委书记慧眼相识，认为这个建议很重要，目前上海正每年评比各社区的文明建设，百姓十分满意，社区面貌日新月异。关于宜山路建材一条街的规范化管理，则是在他领导下，由台盟徐汇区委通过调研而提出，经徐汇区政府落实，如今那里已成为上海的一个重要建材市场。同样的还有关于徐汇区的“都市型工业”发展、“大众化小吃街”等建议—…·徐汇区台盟1998年及1999年连续二年获得优秀提案奖，为贯彻中共（89）14号文件精神，参政议政，发挥参政党的作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盟市委的参政议政工作虽然不是他分管，但他每时每刻都在和研究室沟通，了解情况，提建议。
台盟徐汇区委是台盟在全国直辖市中建立的第一个区级组织，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此潘孝彰深感责任的重大，他强调徐汇区委的工作不仅仅是自己一个区的问题，影响大，一定要搞好。所以几年来在徐汇区委的自身建设上，第一是抓思想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抓一班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通过各种方式提高每一个人的素质，坚持三年的每人每年读几本书的活动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读书交流，人人得益；第二抓核心的团结、抓组织的凝聚力，台盟徐汇区委从区委委员开始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普通盟员都愿意和潘教授一起工作，开展活动，深感有所收获；他还珍惜一切机会，为年轻人提供培养机会；第三是抓制度建设，根据实际抓紧制定了八项制度，实践证明切实可行。徐汇区委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在台盟市委成立50周年时，徐汇区委被评为先进集体，1999年年中，台盟中央有关部门来沪调研时，也专门了解了台盟徐汇区委的工作，对徐汇区委的工作成绩赞不绝口。
现在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又在思考如何发挥台盟的作用，进一步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特别是如何将台盟自身的特点与优势贯穿到对台工作之中，促进祖国的统～大业早日完成。他在自己的医院、大学中，为老师、学生介绍台情，笔者亲眼目睹他的报告会，若大的大学礼堂，座无虚席，门外还有站着听的，他对台情了解深入，紧紧把握中央精神，有血有肉。他希望全民都了解台情，知道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潘孝彰就是这样，忙碌在专业工作和社会工作之中，为我们祖国的建设与统一大业奋斗着。
(台盟上海市委凤懋伦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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