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台湾光复后,为缓解岛内人才不足的状况,扭转日本殖民化教育的不良后果,加深台湾同胞对祖国的了解并传承中华文化,从1946年开始,先后有两批台湾青年学生由台湾省政府公派到大陆十多所知名高校就学深造。他们亲历了台湾光复的伟大时刻,怀揣建设家乡的热忱奔赴祖国大陆求学,在时代浪潮中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终其一生坚守民族立场,矢志不渝推动祖国统一。他们的故事,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命运与共的真实写照,更是台湾同胞爱国爱乡精神的生动传承。
见证台湾光复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里,台湾青年自幼饱受日本殖民者欺凌:没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不能说中国话,不时遭到日本人的打骂。据后来成为公费生的洪瑶楹回忆:“1945年5月,正在台湾台中一中读书的我,因下中国象棋,被日本老师痛打,受到‘训诫’处分。同年6月,又因没有给日本警察敬礼,被连打带踢捆绑拘留。此类对台湾人的歧视屡见不鲜,使我深深感受到做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的屈辱。‘我是中国人’的强烈民族感刻印在了心中,从此便盼望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这种连二等公民都不如的生活激发了这群青年人的反抗意识,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祖国的思念和向往。他们刻苦学习,在不平等的教育环境下,纷纷考上专为日本人开设的中等、高等学校,堪称台湾的精英学子。

台湾同胞欢庆台湾回归祖国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被日本占领50年之久的台湾以及澎湖列岛,重归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一天,台北市40余万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全市,途为之塞”。对当时的台湾青年而言,这不仅是一段历史的终结,更是民族身份的回归。他们亲眼看到台湾重回祖国怀抱,深埋心底的民族自豪感被彻底唤醒。据后来成为公费生的方木(苏瑞鹏)回忆:“记得我学唱的第一首中国歌曲是《渔光曲》。那悠扬而哀切的曲调,引发了我对祖国大陆的无限向往。”
肩负职责使命

1946年6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机关刊物《台湾新生报》上发布了考选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的招生公告
台湾光复后,台湾民众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与祖国存在隔阂。同时,在去除殖民影响的文化重建中,人才建设尤为迫切。1946年6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在机关刊物《台湾新生报》上发布了考选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的招生公告。这一消息令台湾青年无比振奋和激动,约500多名学生踊跃报名。1946年7月9至12日,各科目考试正式举行。8月9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在《台湾新生报》刊载了录取名单公告,其中文科30人、法商科36人、理工科17人、医农科17人,并于当年8月在台湾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举办了一个升学班,集训3个月,突击学习国语、国文等。
集训期间,这些台湾青年学生一起生活学习,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6年11月18日,公费生成立了“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同学会”,选举江浓为第一届会长。临行前,他们发表了《临别告同胞书》,其中深情地写到:“我们是第一批升学内地大学的公费生。在三个月前蒙教育处录取并在本省训练团受训三个月,现在我们要分成上海、北平、厦门三队到内地各大学升学去。我们觉得我们所负的责任非常大,在目前,我们要去接收祖国悠久的文化,同时要给外省的同胞明白我们台湾同胞虽然受了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压迫,但我们的民族精神还是坚强的。在将来我们将再回到我们的家园——台湾,共同努力,建设一个美丽岛。”作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有计划培养的建设人才,这批公费生肩负着“接受祖国文化,回台建设家园”的使命,成为彼时两岸高校沟通的桥梁。
投身民主运动
1946年11月20日,公费生们分成北平队、上海队和厦门队,分别前往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及上海医学院就读。初次踏上祖国大陆土地时,公费生的情感真挚而热烈。据郭炤烈回忆:“我坐船抵达天津塘沽港时,风雪交加,我被皑皑白雪迷住了。我兴奋地扑抓随风飘舞的雪花,雪在手中化开了,我的心也在雪中融开了。我用力地踏着母亲的大地,心里喊道,这就是我的祖地啊,这里同我祖先生息过的山西太原,还有广东大埔是连在一起的啊!还记得我自己当时作的一首诗:风到雪舞天地间,满目朦胧银一片;求学途中访北国,初登祖地绪万千。”这些场景生动展现了台湾公费生对祖国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
当时的祖国大陆,国民党政府为了筹措内战经费,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将全国各阶层人民置于饥饿和死亡线上。1946年12月30日,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高喊“抗议美军暴行”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为了支持和声援大陆青年学生的抗暴运动,廖天朗、陈弘、徐萌山、郑坚、洪瑶楹等公费生走上街头游行。据陈弘回忆:“1947年元旦,我参加了因北平发生沈崇事件而举行的反对美军暴行的大游行,有生以来第一次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的身份在上海南京路上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的口号。”通过参加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台湾公费生进一步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求荣、依附帝国主义的本质,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1947年5月20日,暨南大学公费生在五二〇运动中担任纠察员
1947年二二八起义发生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公费生通过出壁报、开座谈会、写文章等形式进行声援。5月20日,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南京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杜长庚作为暨南大学学生运动主席团成员之一,与罗美行、张璧坤和刘碧堂等同校公费生在运动中担任纠察员。据杜长庚回忆:“游行中,我任纠察走在队伍的前面。到河南路南京路口,国民党骑警挡着不让通行,但阻挡终于被排除了。当时有人拍照,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中共上海市委出版的《上海人民革命史画册》上。”
为了让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光明前途有更多的了解,在台湾省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的建议下,杜长庚、江浓等公费生组成“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巡回演讲团”到台湾各地演讲,杜长庚任团长,实际由江浓指挥,成员有刘守文、刘碧堂、胡连城、陈泽灸、徐萌山、郑坚等。他们利用暑假在桃园、新竹、台中、彰化、嘉义、斗六、台南等地开展了演讲会,介绍祖国大陆学运与时局,歌唱《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公费生巡回演讲活动在当时的两岸沟通交流中起到积极作用,许多地方散会后有台湾青年找公费生细问大陆情况。例如,当时听了演讲的张克辉(台盟中央原主席)由此萌生到大陆求学的念头,随后报考了1948年的升学内地考试,进入厦门大学就读。据张克辉回忆:“从他们的演讲中,我知道了大陆青年正在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意识到新时代的青年应该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职责。会后,我们几个青年同学还到孔子庙讨论人生的理想和前途。从那时起,我心里萌发了回大陆大学求学的念头。”
期盼祖国统一
1949年后,国民党统治集团退踞台湾。当年的台湾公费生也因此天各一方:一部分人选择留在大陆,扎根祖国各地;一部分人辗转返回台湾。咫尺海峡,成为难以跨越的阻隔,但无论身在何方,期盼两岸团圆、坚守一个中国、反对分裂行径,成为公费生一生不变的追求。
留在大陆的公费生,经过一系列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丧失了信心,转而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热情地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成为推动祖国统一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的牵头组建台胞联谊组织,接待返乡探亲、来访交流的台湾同胞,耐心讲述历史、传递亲情,让两岸同胞重拾血脉温情。他们有的工作在沟通两岸的第一线,有的在本职工作之外仍心系两岸和平和祖国统一大业,利用各种平台默默努力付出。留在岛内的公费生,同样心系两岸。他们始终站在一个中国立场上,旗帜鲜明批判分裂言论,揭露“台独”势力割裂历史、扭曲认知的险恶用心,守护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他们大部分已经离开了人世,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心中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947年暑假,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于北投草山合影留念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2006年金秋10月,30多位80岁上下的台湾老人齐聚北京,出席台湾省公派生大陆升学60周年联谊会。回顾起60年前,台湾省公费生代表郑坚说:“当年求学大陆,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从语言习惯到时局,都是严峻的考验。留在大陆的台湾青年们,很多积极投身到爱国行动中,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联谊会上,60年前求学大陆的公费生前辈们向台湾青年发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表示:“殷切期盼岛内更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同学们,作为中国历史继承者和中国未来创造者的一分子,放眼未来,志怀高远,超越两岸及岛内当前的一切歧见与争议,把握机遇,奋身为谋求两岸和平发展,双赢共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青春!我们殷切盼望着第三座、第四座台湾海峡交往的金桥,一座更比一座金碧辉煌!”

团结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