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年逾九旬了。我的一生，经历过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虽历经波折和磨难，始终不忘初心、坚守信念、恪尽职守。如今，尽管已步入耄耋之年，我仍然每天读书看报，了解台湾岛内政情民意、世界经济走向和我国的发展动态，希冀在有生之年能继续为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尽献绵力。

　　1924年，我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今新北市)一户贫困的农民家庭，受的中等教育是公立台北第二商业学校（现台北商业大学的前身），台湾光复后担任过公司会计。1949年，为投身建设新中国，我离开家乡，经香港来到了祖国大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政大学。1950年6月，为解放台湾而奉命南下到上海，后转地方工作，并加入台盟组织，曾在台盟中央总部和华东总支部工作，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走过了六十余个春秋。

　　1956年，为了进一步充实自己，能为新中国建设多做贡献，已经32岁、有家室的我克服了种种困难，毅然考上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寒窗苦读，发愤图强，我的毕业论文《论战后日本财阀的解体和垄断资本的重组》获得了指导教师的肯定。1961年毕业后，我留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世界经济教研室任助教，开始了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日本经济的研究和教学生活。1962-1964年，我被高等教育部借调北京，在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编写世界经济教材。我在该所受到学术氛围熏陶和众多专家的指导，积累了一些资料，最后编出《日本经济教学大纲》。1968年秋，我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971年基辛格访华，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铺路。我参与翻译和编写了《尼克松传》、《尼克松其人其事》、《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美国垄断财团》等。1972年秋，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来访。由我代理主编，大家夜以继日，奋斗半年编出了《战后日本经济》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1977年夏，国家计委和北大、人大等发起在北京召开400人规模的全国世界经济研讨会。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也接到了通知，当时的所长余开祥教授指定我去参加。我连续三个月写出了《试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论文，举了大量数据。余所长看了后说:第一，写得很好，很实事求是，很难得。就这样，我在会上发表了论文，没想到得到满场的掌声。当时坐在主席台的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于光远、骆耕模等领导紧握我的手，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了不起，谢谢了。此文后来改写为《试论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刊登在《复旦学报》上，日本主流刊物《世界经济评论》全文译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我也迎来了事业发展的第二个春天。在之后的近三十年里，我坚持奋战在经济研究领域的第一线，不断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建言献策，贡献智慧。1979年10月，国家计委在厦门主办“亚洲部分国家地区经济学术研讨会”，旨在探讨如何借鉴海内外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我在会上作了演讲，直言“战后台湾经济已有很大发展，1952-1978年27年间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9.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从1951年的145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1577 美元(大陆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78年为379元人民币)。台湾经济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譬如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开辟出口加工区，建立出口工业基地，大力开展加工出口贸易”等等。演讲结束，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当时中国经济认清自己的现状、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会后，我应主办方的要求，以当天的发言主题为内容整理了一份报告呈报中央。之后不久，我国首批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便相继开设。我在回答记者参访时这样说道，“我说的这些，并不是创造发明，我只是把平时积累的知识在国家需要时贡献出来，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前，让闭关自守了几十年的国人恍然大悟：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最可贵的，就是敢于讲出来。”随着广大干部群众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关注度日益高涨，1978年夏天开始，上海市总工会邀请我去讲《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广泛宣传世界经济发展的情况和经验。我连续讲了几十场，听众近两万人。上海的区、县，还有政府机关、部队、大专院校都先后邀请我去作报告。记忆犹新的是一场由解放日报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报告会，地点在上海共舞台，2000多个位子挤得满满的。我从下午2时讲到5时多。华灯初上了，还没有看到有人退席，人们拥护改革开放的热情使我深受鼓舞。

　　还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当时我们国家百废待举，尤其深感重工业太落后，就计划建设一家现代化的大钢厂。中央筹划厂址选在上海的宝山，主要引进新日铁的技术和设备。但外界对此事有相当不同意见。1979年5月，国家计委和中国社科院邀请一批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去北京听取日本考察回来的于光远等同志的观感并商量如何研究日本经济。开会那天，有位专家见到我就开炮:你们上海有什么条件要建那么大的钢铁厂？上海铁矿石没有，炼焦炭也没有，听说地基也不行，在沿海国防上也不利，耗费很大，而国家外汇困难，为什么非要在上海建这么大的钢铁厂？一人开口，众人呼应。东一炮、西一炮，我要辩护都无机会。但搞经济建设系百年大计，要实事求是，由不得一时情绪所左右。后来终于我可以开口了。我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迄今尚无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厂，而日本已建了七八个新锐的钢铁厂，而且都在海岸；连韩国也建了先进的浦项钢铁厂，还打算在南海岸光陵造第二个新锐钢铁厂。我们还没有一个，我们落后几十年了，这样行吗？不行啊！宝山的厂地是经过中央、地方方方面面认真调查论证定下来的。部分厂址下面是长江沙地不牢靠的话，当然有关方面一定有把握对付。至于外汇欠缺的问题是不是用长期贷款的方法从日本融资。不管怎么，要现代化呀！首先要有一流的钢铁厂啊！大家都争得面红耳赤。这都出自爱国之心啊！后来宝钢很成功，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我多次见到宝钢的领导，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宝钢应该授予我一个功劳奖，要大的。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待过大批来访的日本专家学者，在此过程中结交了许多日本学士院会员（相当于我国院士），比如日本经济学大师大内力、都留重人、宫崎义一等院士，京都大学经济学名师伊东光晴教授等，向他们请教或参加他们的研究会，得到了莫大帮助，得以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我曾经20多次访问日本，几乎跑遍全国，包括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参观过工、农、商的大、中、小型企业，下过地下千米的煤矿，也上过海拔千米多高的牧场；访问过60余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拜访日本政府的一些省、厅和地方自治体机关，结识了许多各界人士。上自内阁大臣、国会议员、文学界的代表性人物、大公司、大银行、大证券公司的领导和高管，下至普通工人、农民、店员、渔夫、牧人等等。通过深入的实地考察，我对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和实况有了比较深的认识，形成了一些学术见解，发表过《战后日本经济》、《展望九十年代的中国》（日文）、《日本最大企业一百家》、《快速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经济》、《日本公务员制度与政治过程》等著作，引起日本学术界、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后来我代表台盟在上海和全国政协开会时，经常以“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作专题发言，为我国改革开放提出一系列建议。

　　20世纪80年代初，我又提出了中国国营企业应该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观点，有些学者吃惊地说“你又搞异端!”但是我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国内外不断宣讲我的观点，用我的经验和数据向全中国证明中国的国营企业如果不进行改制，将不可能呈现真正的活力。1986年12月，我应邀给中共上海市委领导班子讲课，介绍世界各国的企业组织形式，再次建议将国营企业改制为社会主义的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3月，我在全国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以“将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是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为题作了大会发言。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行，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决定对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我对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感到无比欣慰，认为它必有助于国有企业的经营和效益，必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踏步向前迈进。

　　在专注学术研究的同时，承蒙组织上关心和厚爱，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先后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职务。曾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研究室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自1987年和1988年起担任台盟中央常委、台盟上海市委主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参与设立中国的日本研究各学术团体，曾任中华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华日本学会顾问，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名誉会长，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由我负责创办的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自1989年10月成立以来，始终以借鉴日本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服务的宗旨，以研究交流、人才培养、图书资料建设为主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日本研究机构。

　　因致力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2004年和2015年，我分别荣获了“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和“日本国政府旭日中绶章”。我一直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树立世界眼光，积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相信富强起来的中国一定会迎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作者郑励志，系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台盟上海市委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