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专题 >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 > 历史回眸
为推动台湾革命运动而努力——台籍志士刘启光及其在渝活动
    日期: 2015-07-16      【字号      

图为刘启光。

  刘启光(1905—1968),原名侯朝宗,台湾嘉义人,国民党台籍将领、台湾政界人士。1919年考入台湾嘉义商业学校,曾参加反日运动,后转读台南师范,1923年毕业后返乡任教,并积极参加农民的抗日运动。1926年被解除教职后,专门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当选台湾农民组合的中央委员,成为台湾农民运动中的活跃分子。1929年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出狱后担任农民组合中央委员,继续反日活动。1930年赴大陆,在国民党军队、政府部门任职。(图1)

  “七七事变”后,改名刘启光,在“重庆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从事对日宣传工作。由于表现优异,不久被提升为第三战区少将兼中央设计委员会专员。他历任国民党台湾党务筹备处设计委员兼秘书、台湾工作团少将主任,参与对日宣传和复台准备工作。

  1945年赴台接收,曾任台湾省行政署参议、新竹县长、华南商业银行董事长、台湾省政府委员、台湾省工商协进会会长、台北市商会理事长等职。刘启光在台日政经界颇为活跃,曾任“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委员,“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等职,为台湾当局对日关系的重要幕僚。1968年病故。

  一、参加台湾农民组合活动

  19世纪20年代,台湾农民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各种压迫,勇敢的与之抗衡,1926年6月26日以《合同协议会》为标志,宣告台湾农民组合成立。1927年9月中央机构重组,侯朝宗负责蔗务部门工作,担任蔗务部长(驻在本部)。[1]

  1928年2月台湾农民组合在台中荣町本部事务所召开中央委员会,会议确定侯朝宗为台南州的“地方斗士”。台湾农民组合向总督府上书抗议书,反对向农民施展暴压,对台湾当局警察机构取缔台湾农民组合加以抗议。[2]

  1929年2月12日,台湾警察机构对全台湾三百处农民组合机构突击搜查逮捕(二一二事件),此后很多台湾农民组合的干部、成员在思想上愈加接近共产主义,很多人加入台湾共产党。台湾共产党在农民组合中产生深远影响。未被捕的中央委员和候补的中央委员重组为中央指导部,侯朝宗再次当选中央委员。[3]

  二、参与中国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筹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进行了策动台胞抗日、收复台湾的具体策划工作,首先是逐步建立有关的涉台工作机构。其中重要举措之一,就是由官方物色台籍人士筹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1943年4月后正式成立台湾党部,1945年9月后改名为台湾省党部。这一机构为国民党中央据以在沦陷区及台湾岛内推进党务的机构,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直接领导,后来成为台湾党务系统的前身。

  (一)台湾党部名称

  1940年,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志士渐多,目标是共同的,但组织形式不统一,其时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的刘启光认为应当统一台湾革命组织。刘启光建议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认为,台湾将来光复以后的性质、区域尚未确定,所以不用“省”字。此案提交中常会讨论,因对于台湾党务极为秘密,所以不留文字记录,总裁在签呈上批一可字,筹备处正式成立于香港。[4](图2)

  (二)台湾党部成立背景

  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电令朱家骅、陈立夫,王芃生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蒋委员长致朱家骅、陈立夫、王芃生请策动日韩台革命运动代电》请策动日韩台革命运动代电》)。[5]

  4月26日,《朱家骅报告遵办筹划日韩台革命运动情形上蒋委员长签呈》中称:

  “……(三)台湾本我辖地,兹拟迅速成立本党党部,为工作便利计,暂用化名,查有签在政治部供职之刘启光,系台湾籍,当先约其谈话,俟议有具体办法,再呈请核定经费及负责人员。

  职朱家骅谨呈 四月廿六日” [6]

  这段文字记录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接到蒋介石电令后,通过原在中央调查统计局的部属、当时供职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台籍人士刘启光(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秘书长),令他“设法使台湾革命团体事实上与中国国民党发生统属关系,以利革命事业之开展”[7]。

  (三)台湾党部筹建

  1940年10月28日的《朱家骅档案》提到国民党直属台湾党部的筹建:

  “本党对于台湾港澳等地,向以海外相视,故台湾隶属东京总支部,港澳则直属海外部。余深以为不妥。十六年在粤时曾提议将港澳总支部划归广东省党部也。二十八年底由秘书长调长组织部后,发现本党在台既无专职,亦无活动科研,即东京总支部,亦因战事而瓦解。惟台湾同胞怀念祖国之心仍切,在渝努力抗战之同志甚多,一面随日军进入渝陷地区之人亦复不少。而台湾又为日军南进基地,对于战事颇关重要。因于到部不久,即约集当时在渝之台湾革命同志刘启光、林忠、谢东闵等一再商谈(发展)台湾党务工作,并有刘启光与第一次谈话后,介绍翁先生见面,相谈甚得,即请其参加商谈,时为廿九年一月也。至春间计划妥当,即草拟提案设置台湾党部直属中央,等于省党部,并以翁先生主持其事。当经常会决议通过。暂设于香港,先从沿海一代之台人工作着手,徐图深入到岛内,以岛内工作为主。以后一再督促,率以日人监视严密,仅能由港澳、厦门两地派员进入台湾展开地下活动,党部本身于光复之前未能移岛内。翁先生曾以工作关系,有时由港到渝商谈,最后似在三十二夏初,我不复记忆,岂知渠于是年多竟遭牺牲,痛哉!”。[8]

  朱家骅到任不久,就约见了在重庆的台湾革命同志刘启光、林忠、谢东闵等商谈发展台湾党务。6月下旬,经刘启光介绍,朱家骅约见了联合会领导人谢南光,宋斐如等,了解“台湾革命运动之现状”,并表示了台湾革命团体“可暂保持独立性”,“但暗中须与本党保持极密切之关系,并受本党之指导”的意见。经多次协商,双方决定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刘启光介绍民初即参加同盟会的台籍人士翁俊明参与筹备工作。此后翁俊明就台湾党部的性质隶属、人事配置、党费处理等多项事宜致函请示朱家骅,《翁俊明致朱家骅取消重庆通讯处将党费全部外汇香港以利开展工作进行函》、《翁俊明致朱家骅请委派刘启光为香港筹备处秘书函》等体现了直属党部的前期运作。[9](图3,4,5)

  1941年2月,筹备处在香港正式成立,翁俊明为筹备处主任,刘启光为秘书,陈哲生、李自修、叶永年分任组训、宣传、总务三科科长,林忠为重庆联络站负责人,谢东闵为桂林联络站负责人。香港沦陷后,筹备处迁移广东及江西泰和。1943年4月,国民党中央将筹备处正式升格为直属台湾党部。(图6.7)

  三、推动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诞生

  “七七事变”后,大陆台胞先后成立了一些小的抗日团体,如1938年9月18日合并成立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以谢南光为领导人),1939年并入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主体为1939年1月成立的台湾义勇队),其中包括张邦杰1938年发起组建的“台湾革命党”。抗战开始后,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的同志感到分头发展是由于环境因素造成的不得以现象,于是1940年春,刘启光等人提出形成统一组织,集中力量共同奋斗。“三月中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齐集重庆,经过一番的商榷之后,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便很顺利地诞生了。”[10]

  1940年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在重庆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谢南光、李友邦、张邦杰三人为常委,轮流担任主席,刘启光为秘书长。刘启光的《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诞生》一文,宣告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在渝诞生。

  “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是在三月廿九日正式成立的;当整个消息在报纸上露布之后,许多关心台湾革命运动的祖国同胞,都表示了莫大的快慰和期待,认为台湾革命运动从此得以统筹推动,加速发展了。”[11]

  之所以选择三月二十九日,是由于“黄花岗节是中华民族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我们的台湾同胞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12]刘启光等认为,三百年来的中华民族复兴运动,台湾同胞始终分担着相当重要的主要的历史事实,更为着表明此后的台湾革命运动仍然是整个中华民族复兴运动的一翼起见,特选定这一日做台湾革命联合会诞生的日子。

  文中刊登了“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成立宣言”,指出:

  “根据上述认识,台湾独立革命党民族革命总同盟誓愿精诚团结,群策群力,为促成祖国抗战胜利,台胞自由解放而携手奋斗。日月如梭,良机不再,吾人决以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为今后运动总则,在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势力,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之统治,准确台湾同胞之自由解放。同时加紧动员台胞,扩充台湾义勇队协助祖国英勇将士,驱逐倭寇出中国。惟吾人深感责重力薄,切望台胞奋起合作,中外父老随时指导,以辅其成。即台湾幸甚,中国幸甚矣!”[13]

  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台湾革命运动进入新阶段,在渝分散的台湾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机构,抗战时期台湾革命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更趋集中。1940年7月25日,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又有林士贤、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和宋斐如、柯台山领导的台湾国民革命党加入。这些在国统区成立的台胞抗日团体,大多得到国民党中央或省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对其活动的发展给予一些便利。

  1941年2月10日,上述团体在重庆正式成立统一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大陆台胞的抗日联合阵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将这一大陆台胞抗日团体的联盟纳入到国民党官方指派的台湾党部筹备处指导之下。宋斐如、李友邦、谢南光任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主任翁俊明任监委主任。朱家骅指示翁俊明,妥为运作,加强与台湾党部合作,使该协会成为国民党的外围团体。(图8.9.10)

  四、播报日本对华侵略时政

  刘启光驻渝时期,“应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之约,每星期日重庆时间下午七时廿分及星期四重庆时间下午九时三十分,分别由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及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同胞播议时事问题,希望各地台湾革命同志及同胞,注意敬听。”[14]

  1941年1月16日,刘启光通过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向台湾同胞播报了《议会再开前的日本政局》,分析日本政府与在野党的摩擦、分析各种政治力量间的矛盾。

  1月9日,刘启光在中央广播电台的《东条的悲鸣》发出感叹:“总而言之,东条的悲鸣,在在都是事实,在在都有其不忍言又不得不言的苦衷!日本避免溃败的唯一路径,就是停止对华侵略,交还台湾东四省及一切由中国强占过去的土地;放弃南进的梦想,回头去休养三年半来所耗损的国力。各位想一想:日本军阀能够甘心这样做吗?不会的,那么,日本的前途就只有‘溃败’两个字了!”[15]

  五、担任台湾义勇队重庆通讯处代表

  刘启光驻渝期间还兼任台湾义勇队重庆通讯处代表,日本轰炸重庆后,1940年6月19日,刘启光代表台湾义勇队重庆通讯处为迁移地址致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报告,内容如下:

  “台湾义勇队重庆通讯处为迁移地址致军委会政治部报告

  (1940年6月19日)

  查属处中三路原址于六月十一日被敌机炸毁后,当即迳往上南区马路195号临时办公,并呈报均部在案。兹已觅定中二路236号为固定办公地址,即日迁入照常工作,敬祈准备案,实感公便。

  谨呈

  秘书长贺转呈

  部长陈

  台湾义勇队重庆通讯处代表  职刘启光”[16]图11

  1941年1月30日,刘启光推动台湾义勇队重庆通讯处改组为驻渝办事处,他向军委会呈:

  台义渝政字第12号

  “衔略——本队经常费业经获准自卅年元月期在渝具领,而领导台湾革命运动之统一革命党,不久亦将在渝成立,各方接洽联络事务日繁,通讯处规模已不足应付当前需要,爰着自本年二月一日七,将重庆通讯处改成驻渝办事处,扩充组织,仍由该员充任主任,仰即知照并就近呈请部座鉴核备案为要。”[17]

  随即他提到要刻一枚方形篆字图章一颗,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台湾义勇队驻渝办事处图记”,拟于2月1日启用,呈请鉴核备案。

  3月12日,军委会政治部答复:

  治智一字第2041号

  三十年一月三十日台义渝政字第12号呈悉。查该队一切事项正由本部计划统筹整顿中,所请扩充为办事处一节应从缓义。

  部长张○○[18]

  刘启光从1940年起介入接收台湾的工作,先后出任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秘书、台湾工作团主任。1945年台湾光复,刘启光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协助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的工作。当时,在行政长官公署的高级公务员中,台籍人士所占比例很小,县市长方面只有3位是台籍:台北市长游弥坚、新竹市长刘启光、高雄县长谢东闵。

  四、五十年代日据时期的株式会社华南银行与台湾信托公司合并改组为华南商业银行,刘启光奉令负责筹备并于翌年当选董事长,后期他由官途转而致力于金融企业的经营,在台日政经界活动活跃。

  期间,刘启光兼任台湾省政府委员,及当选台湾省第一届临时省议员。晚年,他兼任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常务理事、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委员及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1952年3月红十字会台湾省分会第一次理事会召开,刘启光作为具有公职背景的政府官员“省府委员、第一届临时参议员”担任理事。 [19] 刘启光担任华南商业银行董事长一职至逝世为止。图12

  刘启光早期在渝期间曾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然而晚年年事已高之时,刘启光也曾做过一些向军统告密的不齿之事。在1954年2月的战后台湾,刘启光曾向毛人凤致信告发“可疑人士”台湾革命先烈救援会总干事简吉托词逃往大陆,称:“简吉,台湾人,在过去反日时期,为凤山农民运动领袖台湾光复、启光返台鉴于过去反日同志、被暴日杀害之遗族、生活困难、经组织台湾革命先烈遗族救援会、募款救济……乃以简吉为总干事,负责救济事宜……简于三十五年冬、托词前往大陆旅行、辞职他去、救援会亦于二二八后结束”。[20]

  (作者:李咏丰, 台盟中央组织部地方组织处处长)

  注释:[1]、[2]、[3]《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第四册,《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领台以后的治安状况(中卷),创造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二版,第70页、86页、104页

  [4]、[5]、[6]、[7]、[8]、[9]《中国现代史史料汇编》第二集,《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国民党党史会出版,近代中国发行,第300-305页

  [10]、[11]、[12]、[13]《台湾先锋》第二期,1940年5月15日出版,第5页《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的诞生》

  [14]、[15]《台湾先锋》第七期,1941年3月15日出版,第24页《议会再开前的日本政局》;第27页《东条的悲鸣》

  [16]、[17]、[18]《台湾义勇队档案》,福建省档案馆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222页, 234,236页

  [19]《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百年会史(1904-2003)》,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出版,2004年4月版,第363页,370页

  [20]《战后台湾政治案件(史料汇编)》国史馆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