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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第1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确定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要领导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到实践中去，同全国人民一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工作和劳动的实践中，调动和发挥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作用，检验他们的整风成果；同时要求他们在实践中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质的问题》中提出的6务政治标准，继续进行自我改造，使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密切结合，相互促进。这一方针表明共产党结束党外整风的决心。它对调动各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1958年4月17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三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北京分别召开。参加人大的台盟盟员有田富达、谢雪堂。台盟推荐的全国政协委员名额从6人增为8人，即王天强、田富达、丘琳、苏子蘅、陈文彬、陈文、杨春松、徐萌山。5月3日至5日，台盟总部召开全盟工作会议，总部理事、各地盟组织负责人和在京全国政协委员中的盟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主持。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提出：台盟今后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引导和帮助成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做好岗位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要进行思想改造，把服务与改造结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因总部理事会不健全，召开全盟代表大会的条件不成熟，所以利用政协和人大开会的时机，请与会的盟员代表和委员来开会，讨论台盟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任务，实际上起了总部理事会的作用。以后几年，每年都召开这种会议。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共产党又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但对待党外人士和民主党派则采取了十分慎重稳妥的做法。9月15日毛主席在同民主党派负责人(台盟由徐萌山参加)举行座谈时明确宣布：在非共产党人士中不开展“反右倾”运动，他还说，“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毛主席的这次讲话，解除了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顾虑，使他们受到鼓舞。两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作出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年年底，台盟成员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首批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到1964年底大部分摘掉了帽子。
1960年中共中央为了调整关系，推动各民主党派召开“神仙会”，发扬民主，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创造宽松的气氛，鼓励民主党派成员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已解决问题(即“三自”)，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即“三不”)，对自己成员和所联系的人士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帮肋他们认清形势，增强信心，提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台盟各地组织也召开了“神仙会”，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在自由辩论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通过小组讨论会、谈心会、游园活动、经验交流会、报告会以及大会发言等形式，取得了很大收获。
1962年中共中央进一步采取措施，调整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3月，周恩来总理在广州的一次会上，毅然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中共对知识分子阶级状况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陈毅副总理更在会上宣布：给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随后，周总理在当年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宣布了这一科学论断，重申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这时，情况又起了些变化。1962年9月，毛主度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导致了党内“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和泛滥。在统战工作上，否定了前阶段所做的调整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紧张关系的大量工作，处处强调要发阶级斗争为纲。根据这一精神，全国政协常委会率先作出了在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中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简称“三个主义”)教育的决定。台盟在1963年1月召开了全盟工作会议，决定推动成员加强学习，努力提高“三个主义”的思想觉悟，积极参加全民增产节约运动，在反帝反修，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三个主义”教育也出现了不好的负面效应，如对所谓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民族解放运动支持要少)、“三自一包”(多留自留地、多搞自负盈亏企业、多搞自由市场，包产到户)等进行了不恰当的批判，一切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出发，展开了过火的政治批判等不良后果。不过，因“三个主义”教育也采取了“神仙会”形式进行，对广大成员敞开思想，正确认识形势，调动积极性，鼓舞斗志是有帮助的。中共贯彻“服务与改造”相结合方针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保持了国内安定团结，为战胜1959年到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奠定了可靠的政治思想基础。广大台盟盟员与中共同心同德共度难关，使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得到很好的贯彻。
台盟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积极参加了国家政治生活，参与了国家大事的政治协商，维护和代表台盟成员和所联系的台胞的利益，表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台盟负责人多次出席了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一起共商国是，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台盟成员，除出席每年的例会外，还积极参加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各种学习、参观、视察、调研及“双周座谈”等活动，认真提出意见建议，供政府及有关方面参考。如三年困难时期，政府决定，精简职工下放农村时，台盟提出在大陆台籍职工不宜下放农村的建议，得到采纳。1959年3月台盟发言人就西藏判乱事件发表谈话，坚决拥护国务院为平息西藏判乱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同年9月台盟总部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我国政府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严正立场和方式。建国十周年时徐萌山代表台盟发表了纪念文章“翻天复地的十年”在《人民日报》等报登载。1960年4月9日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的台盟成员作了《台湾一定要回到祖国的怀抱》的联合发言，在北京各大报纸登载。在1961年6月30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台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向毛主席递交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的献词。
台盟向第二、三、四届全国民主青年代表大会先后推荐了台湾青年徐萌山、吴克泰、邱正义、吕从周、李丙盛、翁肇祺、李玲虹、郑鸿溪出席大会，吕从周、郑鸿溪当选为全国执行委员；向第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推荐了延安时期干部黎舒林(沈扶夫人)出席大会，黎舒林当选为妇联执行委员。在“服务与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引导下，广大盟员坚持自我教育，提高觉悟，努力做好各自岗位的工作，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涌现出不少先进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全国和省市的先进工作者，如上海的抗菌素专家许文思参加全国群英会，南京无线电厂总工程师蔡海金在全国电子系统中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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