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全国人民蒙受了极大的灾难。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8月24日北京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分别冲击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通牒”，勒令在72小时内“自动解散”。25日至26日台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相继被迫停止活动。林彪、“四人帮”出于反革命目的，全盘否定统战工作，诬蔑台盟是“反革命组织”，搞的是“特务活动”，歧视、打击有所谓“海外关系”、“台湾关系”的人，使许多盟员和台胞受到迫害。他们把日本占领时期被作为奴隶驱使的台胞，无端扣上“汉奸”的帽子；诬蔑革命的台籍干部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把一大批由于热爱新中国而返回大陆的台籍归侨当作“间谍”、“里通外国分子”，从而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并株连到亲属子女。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失败而覆灭。周总理在毛主席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台湾问题的解决日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人民大会堂内要设台湾厅，同年8月台盟负责人就此被请去征求意见。
1973年2月，根据台盟建议，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了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26周年座谈会。会上廖承志讲话指出，台湾一定要解放，这是大势所趋，希望台湾的军政人员不要错过为实现祖国统一立功的大好机会。台盟成员苏子蘅、田富达、吴克泰、叶纪东在会上发言，报上发表的会议消息，特意公布了与会的台盟成员和台籍人士名单。从此台盟在对台工作方面恢复了活动。
同年6月台盟协助有关方面组织了为选举参加中共十大台籍代表的协商会议。叶剑英副主席在接见协商代表时说，“文革”中用海外关系来整台湾人是不对的。首先台湾不是国外，是国内，所以用海外关系的名词就不通。有关系才能去做工作。你们有台湾关系，而我的关系就不够，所以你们的用处就大了，今后你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周总理要抓紧落实台胞政策的两次指示精神和叶副主席的用海外关系整台湾人是不对的讲话精神，台盟积极配合，提供资料并提出建议。同年9月台盟组织在京台胞欢迎由海外台胞组成的参加亚非拉乒乓球赛的台湾队联欢会。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由1974年9月大陆各地台胞代表协商选出的13名人大代表组成台湾省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了人大会议。台湾团中有台盟盟员田富达、李辰、李丽、陈木森、林良材、蔡子民等。台盟总部举行了欢迎会。1975年8月，台盟还协助全国体育总会组建了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台湾省体育代表团，这是海外台籍运动员第一次来祖国大陆参加全运会。由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还在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整个局势还没有根本变化，台盟的工作仍未全面恢复。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同志说：“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10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残酷迫害，绝大多数经受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相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1979年10月19日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的讲话)。广大台盟盟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在“文革”动乱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充分表现了相信自己的组织，坚决跟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祖国统一的赤诚之心。
［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台盟旅大市主委简仁南于1969年4月25日、福建省主委王天强于1970年4月3日、台盟总部谢雪红于1970年11月5日、上海市主委谢雪堂于1976年2月2日都因病先后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