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二八”起义爆发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947年2月28日，因台北烟草专卖局缉私警察殴打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众愤慨，从而引发全岛民众反对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治的反抗运动，史称“二二八”起义。不少台盟前辈是“二二八”起义爆发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1947年4月28日，上海《文汇报?笔会》栏目力军（黄荣灿）版画《恐怖的检查（台湾“二二八”事件）》

　　2月27日晚上，台北《中外日报》的记者周青在天马茶房饮茶，当他听到外面惊慌失措的叫喊声时，忙出门观察。他看到一群从卡车跳下来的缉私警察正四处追赶逃散的烟贩。在天马茶房前摆摊的林江迈因为手脚笨拙而被擒住了，缉私警察一脚踢翻烟摊，手举枪托把老妇人击倒在地。围拢过来的人群由几十人顿时变成数百人，一人喊打百人呼应，缉私警察脸色发青拔腿乱跑。当时，台大学生陈炳基也在现场，他看到缉私警察跑进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家冰激凌店，然后把门反锁。数百名群众马上又团团围住冰激凌店的小屋，他和愤怒的群众冲进店里去揪，但过道狭窄，小屋只能站几个人，打不开房门。缉私警察从后门溜走，并鸣枪打死一个路人，更加激起了群愤。

　　这些缉私警察逃往淡水河旁的警察分局寻求保护，几百名群众围住警察局要求交出凶手。据周青回忆：“双方大约僵持四十分钟才发觉凶手已被转移到总局保护起来，人群便冲向城内的警察总局。这时，人群已由数百人迅速增加为数千人。警察局长陈松坚手忙脚乱，几次站在二楼阳台说话都被人群的怒吼声打了回去。这样僵持一个多小时，忍不住的人群有人冲进局里，才发觉凶手早被转移到附近的宪兵第四团团部。庞大的人群于是一齐涌向宪兵队。”

　　周青在宪兵队时，看到《中外日报》的同事吴克泰也赶来了。宪兵队要群众派代表进去谈判，吴克泰被推为代表进去交涉。宪兵队始终没有负责人出来，不肯将凶手交出。群众抑制不住对国民党暴政的怒火，紧紧包围着宪兵队。周青和吴克泰商量写一篇报道赶紧发出去。周青从一开始就在场，由他写前半段，吴克泰写后半段即群众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部分。报道写完后，采访主任、副社长兼总编不敢发。据吴克泰回忆，“经过一番争执之后，印刷厂的工人出来说话了，他们说，如果这篇报道不发，就要把印刷厂烧了。这才把报道发了出去。第二天一早，报纸发到全台北市并发往全省各地，被抢购一空。”当晚，周青、吴克泰和群众一起坚持到天亮。

　　2月28日早上，大街上到处是愤怒的人群，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整个台北市都沸腾起来了。当时《自由报》总编辑蔡子民在延平路碰到抗议专卖局暴行的游行队伍，随即加入其中，队伍里还有陈炳基和台湾大学法学院同学，他们和群众一起捣毁台北专卖分局，把分局所有的香烟、钱款、物品等统统抛到马路上焚烧，然后再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请愿。但尚未到达长官公署门口就遭到机枪扫射，当场就有几个人被打死，蔡子民和陈炳基死里逃生。

　　被激怒的群众分成了几路，一路涌向专卖局，一路又折回了新公园，冲进广播电台，向全台湾广播了事件的真相，号召全省民众起来同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当局作斗争。各地人民听到广播后纷纷起来响应，在此过程中，导致了一些外省人死伤，但绝大部分台胞是善良的。当时，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遇到危险，该校学生曾重郎和几位同学商量，决定把辛志平校长一家三口转至位于新竹中学校内的学生宿舍进行保护。他们的斗争目标是贪官污吏，波及一部分无辜的外省人，反映出群众街头运动有时呈现非理性状态。当天下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下令对周围地区实行戒严，因缺乏兵力、警力，戒严起不到阻止群众过激行为的效果。

　　二、参与起草三十二条《处理大纲》

　　1947年3月1日上午10时，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在中山堂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成立“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派代表向陈仪提出：解除戒严令及释放被拘民众等五项要求。陈仪表示“凡有关台胞之福利意见无不接受”，派民政处处长周一鹗、交通处处长任显群、工矿处处长包可永、农林处处长赵连芳、警务处处长胡福相等5人代表政府，与台北市参议员、省参议员、国民参议员、国大代表等合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

　　“处委会”成立后，选王添灯为宣传组组长，林宗贤、张晴川、林日高为委员，任务是每天会后公布当天“处委会”的新闻，必要时到电台向全省广播。“处委会”扩大后，官方代表不参加会，“处委会”成员越来越复杂，也有政治野心家、特务以及流氓等。“处委会”成为台湾人民各种政治力量与国民党统治政权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在这场复杂、激烈的斗争中，王添灯沉着应对，排解众议，提出令人信服的政治改革意见，每天发布“处委会”新闻，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苏新在《王添灯先生事略》一文中指出，“处委会”宣传组长王添灯与委员林日高完全按照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台工委）的方针、指示进行斗争，他们与中共台工委负责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苏新进一步指出，他与潘钦信、萧友三（萧来福）、蔡子民等《自由报》同仁组成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参谋部，为王添灯准备发言、提案和广播稿等，遇到重大问题或意思不甚一致时候，都经联络员萧友三请示廖瑞发，再由廖瑞发请示中共台工委负责人；参谋部主要任务是阻止“处委会”的妥协行为，利用王添灯的地位进行公开宣传，暴露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引起全省人民注意，以推动各地斗争。

　　据蔡子民回忆：在这期间，我记忆最深，值得记录的是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大纲》的起草和提出。因为五日的“处委会”通过的《政治改革草案》八条，内容过于简单，会议推举王添灯起草具体方案。王添灯回来后，叫潘钦信、萧友三和我尽快草拟。于是，六日我们三人在《自由报》办公室，将“处委会”得到的对事件的处理意见，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讨论，由潘执笔，草拟了《处理大纲》……最后，由阿荣誊写三份。傍晚，一面交给王添灯，一面由萧友三找地下党负责人。据萧说，负责人表示，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讨论，就这样提出去。

　　在“处委会”上，王添灯指出：“这次的事件完全是全省人民对于一年多来之腐败政治的不满同时爆发的结果”，“非由于省界观念而发生的事件”，并宣读了三十二条处理意见。三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反对贪污腐败，反对内战，反对滥用军权，反对对台籍公教人员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实现政治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等。其核心就是要求台湾实行民主和自治，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由于他说出了台湾人民要求当家做主的愿望，提出了在当时条件下的民主自治的具体要求，在热烈叫好声中通过。各种不同目的的人也争相发言，提出要求，追加了十条，最后处理大纲增加为四十二条。

　　会后，王添灯和其他代表一起乘车去长官公署，向陈仪提交处理大纲，遭到陈仪的拒绝。回来后，王添灯到广播电台，向中外说明“处委会”的开会情况及被陈仪拒绝的详情，宣读四十二条处理大纲。最后，他说：“处理委员会的使命已经完了，从今以后，这次事件已不能单由处理委员会处理，只有全体省民的力量才能解决，同时才能达成省民全体的合理要求，希望全体省民继续奋斗”。

　　三、在台北、台中开展武装斗争

　　在“处委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全岛各地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台盟前辈积极参与其中。

　　台北缺乏武器，国民党的兵力又比较集中，武装起义不容易。这时候，中共台工委的领导人站在人民中间，领导和组织他们发动武装进攻。李中志是中共台工委指派的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总指挥，他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武装斗争，把动员而来的学生编组为三个大队。其中，第一大队在建国中学集结，由陈炳基带队；第二大队在师范学院集结，由郭琇琮指挥；第三大队在台大集结，由李中志指挥。李中志同时也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郭琇琮。

　　他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3月5日凌晨两点，先由第三大队带着乌来的高山族同胞，攻打戒备较松的景尾军火库；然后，第一大队与第二大队会攻戒备较严的马场町军火库；各队取得充分的武装后，再分头负责攻取市内所有的军、警、宪武装据点；拂晓时，各队一起进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3月4日晚，由陈炳基领导的第一大队的学生在建国中学集结待命，准备攻取陆军医院的军械库，夺取武装后再进攻警察大队和宪兵队。那晚，下着大雨，虽然没有拿到武器，但队员们斗志昂扬，个个手持铁棒、木刀、木棍等武器，摩拳擦掌，准备与反动武装决一死战。但原定桃园方面的武器供给始终没有来，也迟迟等不到凌晨三点开始行动的信号弹。据黄幸回忆，“那天晚上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在等指挥部的命令。当时说乌来山上的高山族同胞要下来一伙人，他们有武器，他们动起来我们各地再行动。当时等了半天，乌来的没下来，雨又太大，指挥部下令行动取消。后来得知多亏那天没行动，如果发动的话，死的人恐怕也不会少，据说人家机关枪早就准备好了。”

　　在这期间，当台北血案的消息传到台中之后，谢雪红、杨克煌、李乔松等人在台中戏院召开群众大会，声援、支持台北市民。杨克煌报告台北情况，谢雪红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谢雪红在民众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据林东海回忆：“一进会场，就看见几个30多岁的人在演说。其中一位女士讲得特别有感染力，我当时就非常敬佩。”林东海见到的那位女士，就是谢雪红。当天，谢雪红带领群众游行示威，并在市中心的工商会议所成立指挥部，领导台中人民包围警察局、专卖局，活捉县长刘存忠，进攻敌军据点，收缴了一批武器弹药，并挑选青壮年组成武装队伍。她除了鼓励群众斗争热情外，还提出三条原则：“一、绝不能烧东西；二、绝不能打外省人；三、立即解除各政府机关和警察局的武装。”得到了示威群众的一致拥护。

　　3月3日，谢雪红组织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任总指挥。经过三天的连续战斗，到了3月4日，整个台中市的党、政、军宪机关都被群众掌握。在台北的柯秀英和周明一起从台北来到台中，参加到谢雪红领导的群众斗争。柯秀英在谢雪红领导的作战本部当秘书，做些听电话、接待来访者、当联络员、抄写文件及现款保管工作。周明参加谢雪红领导的“二七部队”（因“二二八”起义的导火索发生于27日，故而起名“二七部队”）。

　　由于从内地调来的国民党军队登陆比预料来得迅速，“二七部队”退往埔里继续战斗。不久，谢雪红、杨克煌接到中共联络员谢富传达的台工委指示：谢雪红、杨克煌二人处境非常危险，应立即隐藏起来。3月15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埔里。“二七部队”与敌人在日月潭、乌牛湳展开了惨烈的战斗，终因武器弹药无法补给，又两路受敌，寡不敌众，“二七部队”被迫于3月16日宣布自动解散，结束了中部地区的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谢雪红等人在海军大尉蔡懋棠的帮助下，从台湾南部的左营乘巡逻艇到达厦门。

　　四、声援“二二八”起义

　　1947年的春天刚刚来临，北平的台胞就得到了自己家乡爆发“二二八”起义和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的消息。当时的中共党员曾明如及时将这一情况向北平党组织汇报。党组织很快作出指示，利用旅平台湾同乡会和旅平台湾同学会，积极支持和引导在北平的台湾同胞开展声援家乡的“二二八”斗争的活动，并以此向台湾同胞和社会大众揭露国民政府的残暴行径，团结更多的台湾同胞支持人民解放战争。

　　为了支援家乡的斗争，旅平同乡会会长梁永禄和旅平同学会的王康绪（王宏）等人于3月6日晚召开联席会议，全体一致赞成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阐明惨案真相以唤起全国各界人士之同情。随后，台湾省旅平同乡会、天津市台湾同乡会、长春台湾省同乡会、沈阳台湾省同乡会、台湾省旅青同乡会、台湾省旅平同学会联名写出《为台湾“二二八”大惨案敬告全国同胞书》，在社会上广泛散发，并寄到岛内，还译成英文以扩大国际影响。据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郭炤烈回忆：“我和旅平台胞一起，从北大的民主广场出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声援游行和宣传活动。那时，不仅北大的师生，而且清华、南开和燕京大学的师生，包括著名的许德珩、张奚若等教授都热情地支持了这场斗争。”

　　3月19日下午3点，台湾旅平台湾同乡会、台湾同学会、旅津台湾同乡会联合在北平王府井大街京华酒家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梁永禄在致辞中说：“此次‘二二八’大惨案的发生，是台湾同胞以血泪写成的历史悲剧！任何正义的人士都不能不为台胞一洒同情之泪！事件的演变正在日趋严重，全岛和平的恢复尚难期待，陈仪已下令逮捕人民，和平美丽的台湾已经不是我们温暖的故乡了。今天我们想对诸位说明惨案的真相，并希望诸位主持正义公道，唤起全世界舆论及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同情！”在会上，梁永禄、王碧光和学生代表，向外国记者说明“二二八”起义的经过，回答了有关起义的缘由、背景、性质、前途等提问，驳斥了造谣和污蔑。

　　旅平、旅津同乡会和旅平同学会还共同编印了《台湾二二八大惨案：华北舆论集》的小册子，秘密寄往台湾。小册子是在南新华街琉璃厂附近的一个小印刷厂排印，当时北平实行宵禁，梁永禄、王碧光、王康绪（王宏）等人做完最后校对回家时，已是深夜，途中到处受到警察盘问，梁永禄递上医师证件称要抢救重病人，其余3人装成病人或家属，就这样，闯过了一个又一个岗哨，顺利完成了任务，4月20日付印完数千份，绝大部分都安全寄到家乡。

　　这时期，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得知消息后，立即召开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会，并在会上表明他的看法和态度：第一，反对台湾当局随意杀害百姓；第二，台湾同胞对祖国有十分真挚的感情，对台湾光复有十分热切的期望。他们反对的是贪赃枉法的官吏，绝对不是排斥外省人，更绝对不是亲日。随后，他联合上海台胞五团体（台湾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同学会、台湾革新协会、台湾重建协会、闽台协会、台湾政治建设协会）组织成立“二二八”事件后援会，声援台湾人民的斗争。

　　3月13日，上海《文汇报》邀请台湾旅沪同乡会李伟光、谢雪堂、林昆、江浓等出席“星期座谈会”，就台湾“二二八”惨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做一深入的剖析。李伟光第一个发言，他郑重指出“在惨案发生之后，有的报纸宣传为那是台湾同胞的排外亲日思想的表现，这完全是无耻的含血喷人的污蔑，是想遮盖事情真相的阴谋。座谈会记录发表前夕，报社和他们商量：为避免发生意外，发言的同志是否都用化名？李伟光考虑到全都化名不好。他是旅沪同乡会会长，就用真实姓名；其他同志可以用化名。谢雪堂化名叶云，林昆化名徐子蓉……当《文汇报》发表座谈会记录和大家签名时，大家为李伟光不顾个人安危、保护同志的精神所感动。

　　“二二八”起义发生后，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非常关心岛内乡亲们的斗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的公费生通过出壁报、开座谈会、写文章等形式进行声援。在李伟光的建议下，杜长庚、江浓等大陆公费生组成“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巡回演讲团”到台湾各地演讲，杜长庚任团长，实际由江浓指挥，成员有刘守文、刘碧堂、胡连城、陈泽灸、许梦雄（徐萌山）、郑鸿池（郑坚）等。他们利用暑假在桃园、新竹、台中、彰化、嘉义、斗六、台南等地开展了演讲会，介绍祖国光明前景，歌唱《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每场都收到很好的反响，新竹一场演讲有近千人到会。据郑坚回忆：“我在彰化老家孔子庙演讲时，表弟张有义（张克辉）去听了。后来他下决心回大陆求学，是听了公费生演讲启发的！”

　　旅日台胞得知国民党军队血腥镇压的消息后，悲愤莫名。东京华侨联合会副会长杨春松立即找到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团，对这一事态表示严重的关切和强烈的抗议，在留日华侨总会内设立了二二八惨案处理委员会，自任该委员会宣传部长。他还同侨界知名人士联名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抗议书，并在京桥公会堂举行群众集会，控诉国民党当局的残暴行径，要求严惩肇事者，为台湾人民伸张正义。在华北军政大学台湾队学习的台籍士兵得到消息后，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台籍军人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当听到你们武装起义的消息，我们是多么地感动和振奋！你们同我们虽不在一个战场上作战，但枪口是向着一个敌人射击的。我们的胜利就是家里的胜利，家里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五、创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台盟前辈纷纷从台湾来到祖国大陆。台湾旅沪同乡会作为中共上海局与中共台工委的联络站，对他们进行了掩护和转移。1947年7月，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经上海辗转抵达香港。在筲箕湾道东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上租了一个房间，面积仅30平方米。

　　谢雪红等人认为当务之急要展开宣传攻势，于是成立“台湾出版社”，印发《新台湾丛刊》，陈嘉庚等人慷慨捐款。他们在西营盘第三街租了一栋二层楼房作为台湾出版社社址，苏新担任主编。杨克煌和苏新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写稿。远在上海的蔡子民、周青也寄来稿件。每出一期，除分头寄给熟人和美国及东南亚各地华文报社外，绝大部分都寄往岛内。在港期间，谢雪红等与廖文毅要求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此，有必要组织一个政治团体。

　　关于这个团体的名称问题，讨论的结果初步定名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民主这两个字是当时国统区群众斗争的主要口号之一，而自治两个字是台湾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以及“二二八”起义期间最普遍的斗争口号。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20日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方式给台湾人民的起义作了极重要的指示，该社论题为《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因此谢雪红等人认为作为号召台湾人民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团体，使用“民主自治”四个字为名称是适当的。

　　1947年10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骨干有谢雪红、杨克煌、苏新、周明、丁光辉、林田烈、刘雪渔等人。谢雪红等还进行了多方面的联系，得到了在港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廖梦醒、庄希泉、章乃器等的热情帮助，并得到了上海台湾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大公报》记者李纯青，北平的曾明如、北平台湾同乡会会长梁永禄，日本东京的台籍政治活动家杨春松的支持和协助。

　　1947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热情帮助、支持和指导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正式创立，并公布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草案》，发布《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等相关文件。“设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独立、和平、民主、富强与康乐的新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美军退出中国去！”“反对美军在台湾建设军事基地，日人退出台湾去!”“中国之领土及领海不许任何外国军队之驻扎”，反对任何形式的“托管”，反对“台湾独立”等一系列政治主张，无不体现着谢雪红等台盟领导人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和决心。

　　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清楚地看到，发生在75年前的“二二八”起义，其实质是一场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台盟前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爱乡、反对“台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激励着两岸同胞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文/郭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