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74周年，也是台盟首任主席谢雪红诞辰120周年。台盟中央原主席张克辉指出：“没有二二八就没有谢雪红，没有谢雪红就没有台盟。”在二二八起义中，谢雪红是台中地区的起义领袖，是这次起义很有影响的人物。起义失败后，谢雪红等人辗转香港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使得台湾人民在二二八起义中提出的民主自治政治诉求延续下来。

　　组建进步团体 迎接台湾光复

1947年,在台中时期的谢雪红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得以光复，回到祖国怀抱。1945年8月16日，谢雪红与杨克煌在台中头汴坑获悉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后，于8月18日来到台中市。谢雪红，这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深知国共之间的复杂关系，她对光复后国民党的接收及台湾社会局势的发展有十分清醒的认识。随后，谢雪红与杨克煌起草了一个《告台湾青年》的信，油印寄给各地。该信的主要内容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殖民地统治已告结束，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将在台湾施政。台湾人民将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但如果今后我们得不到政治上的民主，我们还要进行斗争。据杨克煌回忆：“这封信因印发数量少，一般群众还估计不到国民党来台后的情况，因而影响不大，但一些老朋友了解我们出来活动了，就来台中找我们。”9月初，在台北的杨来传、廖瑞发等都来到台中，和谢雪红、杨克煌、谢富、林兑、李乔松、杨逵等进步人士开会，酝酿组织一个群众团体，以便以后开展斗争。

　　1945年10月5日，台湾人民协会正式成立，通过《台湾人民协会成立宣言》和《台湾人民协会章程》，谢雪红、杨克煌、林兑、谢富、李乔松、王天强等人当选中央委员，推选林兑为委员长，谢富为组织部部长，杨克煌为教育部部长，李乔松为宣传部部长等，并决定杨克煌负责编印机关报《人民公报》。该报于1945年10月中旬创刊。继台湾人民协会成立之后，10月下旬又先后组织成立台湾农民协会和台湾总工会筹备会，其目的是团结广大台湾民众，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10月下旬至11月初，谢雪红、杨克煌、李乔松等人在各地演讲，向台湾民众宣传人民协会、农民协会的宗旨和组织情况，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

　　1945年10月下旬，台籍中共党员李纯青以记者身份参加台湾光复典礼后，在台北以中共名义与谢雪红和杨克煌会面，这是抗战胜利后谢雪红第一次接触中共中央派遣人员。李纯青告诉她，重庆的中共同志叫他到台湾来了解台共及台湾人民斗争情况。李纯青建议谢雪红和杨克煌访问国民党人时，不要出示印有“人民协会”字样的名片，以免被认为是共产党组织，并为他们介绍由大陆返台的台籍人士之政治倾向。随后，谢雪红和杨克煌按照李纯青的指示，与台湾行政公署参事张锡祺（台湾高雄人，其开设的光华眼科医院是上海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联系，并向张锡祺说明谢雪红领导组建的台湾人民协会情况。1945年11月初，李纯青与谢雪红、杨克煌再次碰面，李纯青指示杨克煌打入国民党的核心新闻机构——中央通讯社。杨克煌接受任务后，积极争取，但计划最终失败。

　　1946年1月，人民协会因为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接收人员的腐败行为，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以违反所谓的《人民团体组织临时办法》而解散。

　　领导人民武装 成立二七部队

二二八起义发生时，愤怒台北民众烧毁台北烟草专卖局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台湾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使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政权陷入瘫痪。这就是二二八起义。

　　谢雪红得知台北发生二二八起义后，立即派杨克煌到广播电台探听消息，又派谢富、蔡伯勋与党组织联系，但联系不上。3月1日，谢雪红出席台中中上层人士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支持台北市民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斗争。3月2日，台中戏院召开市民大会，杨克煌报告台北情况，谢雪红被推选为大会主席。据林东海回忆：“一进会场，就看见几个30多岁的人在演说。其中一位女士讲得特别有感染力，我当时就非常敬佩。”林东海见到的那位女士，就是谢雪红。当天，谢雪红带领群众游行示威，并在市中心的工商会议所成立指挥部，领导台中人民包围警察局、专卖局，活捉县长刘存忠，进攻敌军据点，收缴了一批武器弹药，并挑选青壮年组成武装队伍。她除了鼓励群众斗争热情外，还提出三条原则：“一、绝不能烧东西；二、绝不能打外省人；三、立即解除各政府机关和警察局的武装。”得到了示威群众的赞成。3月3日，谢雪红组织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任总指挥，台中的军政机关已全部被人民控制。当日晚上，谢雪红向各地广播，报告台中市的战果。事发当时，虽然党员相互之间暂时失去了联系，但是广播却成为沟通信息的重要管道。党组织收到了谢雪红借助广播媒介传递的台中消息。

　　正在谢雪红领导起义部队胜利推进时，地下党负责人指示：谢雪红色彩太浓厚，太暴露了，令其交出军权，集中精力搞政治斗争，参加处理委员会以掌握政权。3月4日，谢雪红根据指示，将台中的武装队伍指挥权移交给台中处委会，由日据时期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海军大尉吴振武任司令，谢雪红任参谋。此时，台北、高雄、虎尾、嘉义各地纷纷告急，并派人前来求援，处理委员会却置之不理，更拒绝派出一兵一卒，武器弹药也不肯提供，谢雪红不得已，只有把作战本部仅有的少数弹药分配供应各地。3月5日，正在嘉义领导民主联军进行武装斗争的张志忠，即刻赶往台北商议斗争策略，进而作出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方针，并规划建立中、南部武装基地。在台北确定武装斗争方针后，张志忠立即赶赴台中，联络谢雪红与杨克煌，掌握了台中的武装力量状况，肯定谢雪红在台中武装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表示会在适当时候考虑亲自领导台中武装斗争。

1947年3月，谢雪红、杨克煌等组建的二七部队

　　谢雪红接到张志忠要求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最新指示后，于3月6日决定成立“二七部队”（因二二八起义的导火索发生于27日，故而起名“二七部队”）。钟逸人、周明先后任队长，陈明忠任突击队队长。

1947年3月20日，《解放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声援二二八起义社论《台湾自治运动》

　　3月8日，中共中央延安广播电台发表声援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文告《台湾自治运动》。3月20日，恰好是农历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选择这个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日子，在《解放日报》以社论名义刊载了《台湾自治运动》全文。文章指出：“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此时，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延安，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部队，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由此可见，中共对台湾二二八事件极其重视，坚决支持台湾人民要求民主和自治的政治诉求。

　　主动撤退埔里 寻求雾社支持

　　由于谢雪红在台中领导的武装斗争形势较好，台湾地下党确定台中为筹备军事联合指挥部所在地。3月8日，蔡孝乾抵台中，在大华酒家与谢雪红会面。蔡孝乾告诉谢雪红：“我们决定最近要召开一个全省武装力量的会议，成立一个全省的武装领导机构，你们也要准备参加……局势变化时，二七部队就转移到埔里山里去。”谢雪红指示杨克煌起草了有关人民政权的宣言、政治纲领等文稿，人民政府的印章都已刻好，但由于从内地调来的国民党军队登陆比预料来得迅速，人民政府未能正式成立。国民党军队登陆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战斗组织纷纷解散，唯有谢雪红指挥的“二七部队”与敌人继续战斗。

　　3月8日至12日，蔡孝乾负责召集军事联合指挥部的会议，各地干部陆续抵达台中，至3月11日已有50余人，但张志忠尚未赶到，而敌人已迫近市区，统一指挥部未能成立，当晚蔡孝乾通知谢雪红立即离开台中。3月12日上午，蔡孝乾约见杨克煌、谢雪红，商定撤退埔里的步骤及联系办法。谢雪红根据蔡孝乾指示，率“二七部队”退往埔里。部队随即自下午三点起，一面严密戒备，堤防奸细渗入，并准备迎击随时可能来袭的敌军；一面迅速将武器配备等秘密运往埔里。因此，自下午到夜间，台中至埔里公路上卡车来往不断，沿途民众纷纷向战士们慰问致敬，黄昏时抵达埔里镇。3月13日下午三点多，整编的二十一师开抵台中，随即在作战本部设置师部，但不敢轻举妄动。原因是二十一师知道谢雪红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还在埔里与之对峙。因此，台中市虽然在起义期间战果辉煌，和其他各地相较，却是遭受捕杀及抢劫最少的地方之一。当日，“二七部队”一面在埔里向人民宣传该队的任务，呼吁镇民合作，一面勘探地形，刺探敌情。

　　3月14日清早，谢雪红带着一批队员乘一辆大巴士到雾社，打算将队伍撤入雾社深山，为此她需要取得原住民的支持和理解。雾社乡长高聪义婉拒队伍上山，但表示：“如果乡民自愿加入你们队伍，我决不阻挠。”当晚就有十多名雾社青年下山来参战，后来在战斗中他们打得很勇猛。下午五点，“二七部队”获悉敌军派遣八百人到草屯，准备袭击埔里，谢雪红作了战前动员讲话。周明回忆：“她讲山地青年将下山支援，又讲了要为自由民主而战等激励斗志的话，她的演讲，使战士们顿时士气昂扬，‘打倒陈仪’，‘誓死战斗’的口号此起彼落，有人还对空鸣枪，表示誓死战斗的决心。”

　　最终战士们在途中拦截，将国民党军队击退到草屯。当日，谢雪红、杨克煌接到中共联络员谢富传达的台工委指示：谢雪红、杨克煌二人处境非常危险，应立即隐藏起来。“二七部队”组织不牢固、人少，难以抵抗，在适当的时候应解散，队员可以自愿到小梅地方参加在该地的“台湾民主联军”。15日，国民党大举围攻埔里。“二七部队”与敌人在日月潭、乌牛湳展开了惨烈的战斗，终因武器弹药无法补给，又两路受敌，寡不敌众，“二七部队”被迫于16日宣布自动解散，结束了中部地区的武装斗争。3月17日，谢雪红、杨克煌撤退到竹山避难，当时国民党当局通过电台，用闽南语、客家话、普通话、日语和原住民语5种语言广播：活捉谢雪红者赏金30万元，打死她者赏金25万元。为了欺骗敌人，谢雪红写了一封信给台中市长黄克立，告诉他“我们现在山里，你们可以来找我”。同时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阐明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缘由，要求蒋经国“不能怪责台湾人民，更不能镇压台湾人民”。谢雪红等人在海军大尉蔡懋棠的帮助下，从台湾南部的左营乘巡逻艇到达厦门。

　　辗转来到香港 正式创立台盟

　　1947年7月，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经厦门、上海辗转抵达香港。抵达香港后，地下党联络员万景光为他们在筲箕湾道东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上租了一个房间，面积仅30平方米，楼下是房东开的茶馆。每月党组织发给他们30元港币做生活费，其余活动经费需要自筹。他们不得不勒紧腰带，省吃俭用。到港后的第一件事是联络进步人士成立台湾研究会。7月中旬，苏新也到香港同谢雪红、杨克煌见了面。在台湾问题研究会的集会上，大家认为当务之急要展开宣传攻势，决定创办《新台湾丛刊》。陈嘉庚等人慷慨捐款。于是在西营盘第三街租了一栋二层楼房作为出版社社址，苏新担任主编。撰稿者除了台研会成员外，远在上海的蔡子民、周青也曾寄来稿件。杨克煌和苏新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写稿。每出一期，他们除分头寄给熟人和美国及东南亚各地华文报社外，绝大部分都寄往岛内。在港期间，谢雪红等与廖文毅要求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苏新把他们在香港的任务概况为：一、向消息闭塞的台湾宣传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革命形势；二、向国外和大陆人民揭露台湾当局压迫和剥削台湾人民的罪恶；三、公开反对托管运动和美国对台湾的野心；四、沟通台湾同胞和大陆及海外同胞的联系。为此，有必要组织一个政治团体。谢雪红先后拜访了在港的何香凝、蔡廷锴、李济深、彭泽民等爱国民主人士，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赞同。经过几次讨论之后，由杨克煌执笔用中、英文起草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章程》。

　　谢雪红指出，台湾人民在二二八斗争中提出的“民主自治”口号，就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定名的依据。据周明回忆，政党的名称起初考虑命名为“台湾民主同盟”或“台湾民主联盟”，但最后认为，在四大家族的统治下，若不实行自治便无民主可言，“自治”与“民主”不可分割，而且在二二八斗争中，为处委会“三十二条”所集中表明出来的台湾人民普遍的政治诉求正是“民主自治”，遂决定命名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新台湾丛刊《明天的台湾》刊载台盟成立消息。

　　1947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参加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在中共的帮助下，在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下，正式创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并确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制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草案》，发布《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时局口号》《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一次代表会文告》等相关文件。台盟选择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日发表宣言。这是杨克煌提议的。他说：“台湾人民半个世纪以来所追求的民主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的，而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终生奋斗以求的国民革命的目标。”

　　台盟的成立使岛内外台胞有了一个公开的政治团体，这对团结广大台胞共同反对当时的美蒋统治，反对台湾托管、台湾独立，为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台盟成立以后，多次举办纪念台湾人民二二八起义的座谈会、学术讲座，编辑出版纪念文集等，坚决反对“台独”是台盟所表达的重要主张之一，台湾同胞在二二八起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也为海峡两岸同胞传承和弘扬。（文/台盟中央宣传部 郭海南，本文刊发于《团结报》2021年2月25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