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天，我的中学生活还剩下最后一个学期，前途在哪里？未来会怎么样？一切都是那么的迷茫。就在这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改变了千千万万青年人命运的大事，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之久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而我幸运地成为了那一代人中的第一批应届毕业生。在之后半年多时间里，我连续参加了三次高考，77级，艺考，78级，事情变化之快，以至于一切都来不及想。

　　我是1967年11月上的小学，上学的时候已经七岁半了，按说是晚了，但这种情况在那时很普遍。后来经过学制要缩短，秋季毕业改成春季毕业等学制方面的变化，到1978年1月中学毕业为止，我满打满算读了十年零两个月的书，晚来早走，最后能够考上大学，真是无比幸运了。开始上小学那几年，正是“文革”高潮之中，每天就上午去学校上三节课就放学了，所以我识字很晚，到小学四年级才囫囵吞枣地看了第一本小说，后来当我看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就抱着小说看的时候，还真是惊讶了好久。1969年底，根据中央战略疏散的一号命令，我跟随父母单位疏散到陕南汉中地区的山沟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很久之后才知道，原来那里就是抗日战争史中中国精英南迁，在大山深处建立的国立西北工学院旧址。我们去的时候，在乡间的一所小学校上过学，但学过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常常跟孩子们一起到地里挖土豆。多年后，在中学学习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杂文，突然深有感触，乡村野趣，绿水青山的古路坝，不就是我们童年的百草园吗？迷人的阳光下，浅浅的水田边，寻野果、拣野菜的日子啊！这正是我之后多年坚持奋斗的原动力。

　　1972年我到北京上中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学的生活比小学正规多了。数学、物理、化学，甚至英语课都有了，但历史、地理基本就没学过了。那时候我们每个学期都要去工厂或农村劳动一个月，所以许多北京近郊农村，城里的大小工厂，都有我们工作生活过的痕迹。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一个学期，我们都在北京胡同里拆、扒危房。在回校读书的日子，也要参加各类政治运动，写政治报告，抄学习材料。关于年青人毕业的去向，最开始是所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农村、边疆一辈子，后来政策松动，每家有一个孩子可以留在城里。留城的人一般就是在家附近的小工厂、小商店里工作，当时社会上有不少待业青年。我家旁边有个做小烟囱的小工厂，每次路过，我都愣愣地看个半天，想想自己的一生会不会就在这里度过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浑浑噩噩的日子，突然遇到改变命运的机会，高考向我们迎面奔来。

　　1977年9月开学的时候，要恢复高考的事已经传开了，学校发出了总动员令，应届班准备高考复习，迎接1977年12月10日的77届高考。说是复习，其实基本上就是从零开始学习，幸运的是，我们还没离开学校，作为第一届应届生，我们比其他社会青年有很多优势，时间和教育资源方面，不是社会青年或知青能比的。那时候，北京所有中学都是1月份毕业，77届12月高考之后，北京市突然觉得可以不把我们这届当应届毕业生，因为社会上积压了太多大龄考生，让年纪大的同学先上吧，于是我们的高考成绩作废了，明年再来。1977年高考之后，我们在学校继续着高考复习生活。1978年高考定在半年后的7月20日至22日，还有大半年的时间，经过前前后后近一年日以继夜的学习，学业方面突飞猛进，以至30年后，跟国外读书的孩子研究中学课业的时候，发现30年没用的知识还在。回想到当年，我们以一年赶超十年，用巨大的学习热情，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谱写了人生新的篇章。

　　在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在十年“文革”之后，于1978年恢复招生，时间定在1978年5月，一次幸运的机缘，我参加了这次额外的高考。经过近一年的数理化学习，加上音乐方面的知识，我最终以四十分之一的录取率胜出，考入北京电影学校录音系，从此幸运地跟北京电影学院78班、中国电影第五代、第五代电影人这些标志性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成为其中一员。1979年5月我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台湾籍双重代表，参加了恢复高考后77级、78级学生的盛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84年我参与工作的《零的突破》获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再后来我出国留学，在世界很多地方生活过，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2017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将年度特别奖颁给了中国电影第五代这个特殊的群体。今年正值高考恢复四十周年，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无限感激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机遇。

　　（作者洪仪，台盟西城区盟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参加十几部影视剧拍摄，电影《零的突破》获金鸡奖、星花奖。文章多次获奖，参与歌曲创作，代表作《那就是台湾我的家》广为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