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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乡风范永存——上海台盟盟员许文思同志先进事迹

　　　　　　　日期：2010-09-10

许文思（1925.3-2004.8），台盟中央第五、六届评议委员会副主委、台盟第四届上海市支部委员、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原上海市侨联副主席,台湾高雄人，中共党员。他的一生，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襟怀坦白、淡泊名利，热爱人民，忠诚祖国，是爱国爱乡的一生，是风范永存的一生。
发愤苦学  追求真理
1925年3月5日，许文思同志出生于台湾高雄县。少年时的许文思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他目睹了中华民族所遭受压迫的苦难，对日本军国主义霸占台湾，对台湾人民实施“皇民化“的奴化教育极为不满。日据时代，台湾人被看作三等公民，毕业后的出路也成问题。许文思憧憬着将来成为一名药师。1942年，中学毕业的许文思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日本一所药学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尽管学业优秀，他仍时常受到个别日籍教官的歧视。为改变“东亚病夫”和“三等公民”的屈辱命运，他怀着一颗科学救国的赤子之心发愤学习。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买了一些在台湾难以买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这些书虽以介绍中国地理和物产为主，却帮助他加深了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此同时，许文思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了一些当时被禁的马克思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籍。1945年日本投降后，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他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接受了马列主义的辨证唯物观。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理学部植物学科微生物生理专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并参加了日本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活动，1949年1月许文思参加了日本共产党（1950年5月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东京与中国留学生一起组织了留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并担任常任干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一腔热血和拳拳爱国之心，惜别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和亲人，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投入到向往已久的新中国的怀抱。
研制新药 报效祖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医治战伤，被称为世纪药物的青霉素诞生了，并因治愈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肺炎而闻名于世，青霉素成为各国竞相研究开发的课题。这一切牵动了正在日本专攻微生物生理学的许文思，22岁的他选择青霉素研究做毕业论文，由此与微生物药物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许文思先生回国后，怀着满腔热忱，以高昂的工作热情把自己的全部所学，投入到新中国的抗生素工业研制中。他起先在北京参加青霉素研究开发工作，1952年，他被派往上海筹建中国第一个抗生素制药厂，国家“一五”重点建设项目----上海第三制药厂。他和医药界老前辈童村一起，边研究边建设，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在1953年研制成功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青霉素药剂，结束了我国一直以500克黄金向美国购买500克青霉素的历史。许文思终于实现了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夙愿。
从此，许文思带领全厂职工披荆斩棘，不断向抗生素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久，许文思先生还挑起了上海第三制药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重任，他大胆开拓，金霉素、红霉素、土霉素、新霉素、四环素、灰黄霉素等10来个新品种相继成功投产，其中青霉素代乳糖发酵工艺获得了国家创造发明奖、四环素荣获了国家科委二等奖。他将这些科研成果向全国各药厂推广，使抗生素工业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优质国产抗生素遍及全国，造福国人。在前进的道路上，许文思同志并未止步，他再接再厉，开辟了我国半合成抗生素的新领域。这一切，形成了我国抗生素生产的全盛时期。国际上把中国生产的四环素作为标准四环素，质好色纯的中国四环素被称作“中国黄”而享誉世界。
在文革期间，许文思同志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历经磨难的许文思同志从没后悔自己的选择，相反，他常为自己的选择而引以自豪，他说：“青霉素用于临床，能使人类生命延长20年。”能为这样的伟大事业而忙碌，许文思打心眼里乐意。
许文思同志是新中国抗生素工业奠基人之一，他领导研制的抗生素，为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1954、1955年曾两次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称号。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到北京参加精英会，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是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药学组委员。
加入台盟 服务台胞
1976年，许文思同志被推派作为上海5名台胞代表之一，参加了选举中共“九大”代表候选人的全国台湾省籍党员代表会议，聆听了叶剑英的报告。报告叶帅关于“海外关系是宝，可以利用台湾关系做台湾工作”、“对台工作点点滴滴可以成大河”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7年，许文思同志参加了台盟组织，并在第四届上海市支部会议上被选为主任委员。在台盟工作期间，许文思同志领导台盟将工作重点放在落实台胞政策上，为落实党对台胞的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凝聚了人心，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同时为了做好台湾工作，在盟内他成立了对台宣传小组，组织撰写对台稿件；成立台胞文艺小分队，在台胞集会时演出，或在海外台胞回国参加会议路过上海时为他们表演。通过这些向海内外台胞宣传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使广大台胞侨胞对祖国有了更多的了解。1979年，许文思同志当选为上海市侨联副主席，通过侨办推动落实日本归侨的政策工作，同年当选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任政协对台工作负责人。1981年，根据中共市委安排，许文思同志从市政协转到市人大，继续为对台工作出谋划策，尽心尽力。1987年，台盟中央推选许文思同志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副主席，他时常以这个名义在上海接待来自归乡的同胞。
心系故乡 热爱祖国
许文思同志离开家乡的40多年中，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是他挥之不去的情感，他一直想去弥留之际还不断叫着他小名的慈母墓前祭拜。在他上海的寓所始终挂着书有“思乡”二字的条幅，表达了他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许文思同志在研发抗生素方面的卓著成绩，也斐声海内外，传到了宝岛台湾。1990年7月，许文思同志应台湾新竹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之邀，赴台进行学术交流。当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时，受到台湾当局的百般阻挠。许文思同志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与台湾当局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尽管机场外50多位亲戚和好友近在咫尺，为了原则和尊严他最终选择了搭机经香港转回上海，许文思同志“舍小家为国家”的高尚情操，被媒体和民众广为传颂。
1992年，在哥哥的不懈努力下，许文思同志终于如愿以偿，踏上了离开半个世纪的故土。到达高雄的当晚，乡亲们在爆竹声中列队夹道欢迎这个离开故乡40多年的游子。看到捧着鲜花前来迎接他的100多位亲友，许文思先生百感交集，泪洒衣襟。
台湾医药界早就知道许文思同志是中国抗生素工业创建人之一，半合成抗生素的开拓者。当时台湾的抗生素研发还是空白，用药全靠进口。他一到台湾，就接到岛内有关部门的邀请，希望他留在台湾工作。对此，许文思同志说：“我很愿意为故乡工作，但大陆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我做，我还是当两岸医药交流的桥梁吧！”
退居二线后的许文思同志，依然十分关注国内外医药发展的新形势，他振聋发聩地作出了“细菌耐药性对人类生命健康所构成的威胁，绝不亚于艾滋病、癌症和心血管病。”的论断。他关心不断深化的科技体制改革和医药企业改革进程，以丰富的工作经验对新时期我国医药研发和生产提出了许多宝贵而有价值的真知灼见，并为推动上海与国际医药科研合作与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国抗生素事业后继有人，他在桑榆之年培养了许多学生。倾技相授，诲人不倦，在他的悉心教导和培养下，这些年轻人已成为中国抗生素研究领域的栋梁之材。2004年3月15日，在市科协举行的“许文思院士科研”座谈会上，许文思先生说了这样一番话：“人生八十，弹指一挥间。往事却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中走动……我80岁了，虽然身体不如从前，记忆力也差了，但我的思考力还可以，我将在余生之年集中力量从事抗生素耐药菌的研究。我将始终与祖国同呼吸，为祖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出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