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李友邦。

　　台湾抗日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将军李友邦（1906-1952年），原名李肇基，台湾台北人，祖籍福建同安。1918年考入台北师范学校。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4年赴祖国大陆，同年6月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同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肄业，年底离校。1939年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同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委任其担任台湾义勇队少将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长，1944年9月升任中将总队长。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率台湾义勇队返回台湾。1952年因“通共”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李友邦是台湾最早的一名“黄埔军人”。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对北伐战争有功。在孙中山支持下，他在广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曾主持国民党两广省工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委会”，开展台湾抗日运动。参与组建抗日团体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抗战爆发后，组建台湾义勇队，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率领台湾同胞在东南抗日前线奋战七年。李友邦把台湾和祖国大陆的命运连在一起，为祖国革命奋斗一生。

　　抗日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形成

　　李友邦自幼形成的抗日意识和爱国情怀，对他今后的革命道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在1943年出版的著作《台湾革命运动》中，描述幼年时期的一段经历：

　　我还记得我在孩提的时候曾以失言被掌的一段故事，某日，因与一个日本儿童互谑，被侮，遂愤然而说，如在中国，君我当异于是，恰被一个日籍教师所听见，立刻跑来，不分皂白，大巴掌直接向我的脸额打来，并令我住嘴，这是我所以终身从事台湾革命事业的一个细因。

　　1918年，李友邦考入台北师范学校，参加学校的秘密抗日活动。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据李友邦夫人严秀峰（杭州人，与李友邦共同投身于抗日战争和台湾革命事业）回忆：

　　1921年，先生16岁时，以林献堂、蒋渭水为首的“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先生遂参加此一公开的抗日文化斗争组织。而著名的李家大宅及院落，自然成为文化协会在和尚洲文化活动的理想场地，所以在李家经常有文化协会的讲演活动，招来无数为殖民地探求出路的人民群众和抗日社会运动家，也招来监听监视的日本警探。也在此时，先生和蒋渭水、王敏川、赖和、连温卿诸先辈结成忘年的友情。

　　1922年，李友邦和胞弟李成基及其他进步学生一起袭击台北新起街派出所。1924年3月，李友邦与林木顺、王添进等同学，再袭台北新起街派出所，此谓轰动台北的“新起街派出所事件”。李友邦和林木顺等人因此被学校开除，并被日本殖民当局通缉。李友邦遂与林木顺等人赴祖国大陆。在这次航程中，李友邦、林木顺等人结识谢雪红，他们抵沪后，曾同住虹口四川北路一里弄，一起参加旅沪台湾人在上海务本英文专门学校举行的反对“始政纪念日”活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并相互鼓励，产生为革命而学习的思想。随后，根据谢雪红等人的建议，李友邦南下广州。

　　入黄埔军校

　　在广州，李友邦经国民党人任剑若推荐，于1924年6月进入广东警卫军讲武堂，1924年11月转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年底离开黄埔军校。李友邦填写于1945年的《陆海空军官佐履历表》，转引自陈在正《李友邦有关历史问题探讨》，2004年海峡两岸台湾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18页。据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回忆：

　　先生在黄埔军校期间，因秉质优秀，又出身台湾，受到孙中山的注目。在孙先生支持下，先生在广州成立“台湾独立革命党”，自任该党主席，为台湾从日帝统治下的解放与独立而努力。此外，经孙先生推荐，每周日到国民党进步派领袖廖仲恺家勤学国语，探讨中国和台湾的革命形势。

　　作为黄埔军校的一名普通学生，能得到军校总理孙中山和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器重，不仅因其秉赋聪慧和优秀的军人素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李友邦是当时黄埔军校唯一的一名台湾籍学生，足见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中国国民党、黄埔军校领导人对台湾的重视。当时，孙中山经常在黄埔军校作演讲，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吸引了李友邦等黄埔学生军。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李友邦进黄埔军校不久，即在广州发起组织“台湾独立革命党”，团结广州的台湾革命青年，开展抗日运动。李友邦认同孙中山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思想，作为“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他提出如下宗旨：“为团结台湾各族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一切势力，使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而返回祖国。”由于李友邦当时只懂闽南话和日语，在学习上存在语言不便的问题，孙中山便嘱咐李友邦去曾留学日本的廖仲恺家学习国语。廖仲恺是孙中山的战友和助手，是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对李友邦十分欣赏，其救国救民的革命理念对李友邦产生了影响。李友邦与廖仲恺一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主持台湾地区工委会

　　1924年年底离开黄埔军校后，李友邦追随孙中山革命，奉孙中山之命携巨款北上，支援国民革命，对北伐战争有功。1925年，李友邦主持国民党两广省工作委员会领导的“台湾地区工委会”工作，台湾区委委员林文腾、谢文达、杨春松和陈辰同先后加入中共。该组织主要任务是：向岛内的台湾同胞宣传孙中山领导下祖国革命的形势，激励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志，动员台湾革命青年参加祖国大陆的革命运动。

　　1926年，李友邦潜返回台，与台湾文化协会的左派人士秘密联络，开展抗日活动。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回忆：

　　1926年，先生返台期间，台湾文化协会内部左翼反日思逐渐渐扩大，左右对抗之势在文协内形成。此时先生与文协进步派来往密切，与蒋渭水、连温卿、王敏川等常相聚合，共谋台湾民族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先生亦在台为他在大陆所领导的“台湾区工作委员会”募集资金。

　　主持台湾地区工委会期间，李友邦往返于台湾、东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全力推动台湾同胞的抗日运动，在台湾青年中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参与组建在粤台湾人抗日团体

　　1926年12月19日，广州的台湾青年在中山大学集会，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筹备会，在台湾学生中颇有威信的李友邦、林文腾、张深切三人当选为筹备会委员。林德政《黄埔军校的台籍学生》，台北：《近代中国》第160期，2005年，第151页。其中，李友邦和林文腾系黄埔生，黄埔军校台湾学生在该组织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1926年12月底，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组织成员主要是由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等校台籍学生组成。其政治主张是支持祖国大陆革命，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开展台湾革命运动。

　　《台湾革命运动》　　1927年2月5日，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向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的青年们发表题为《孙中山与台湾》的演讲：

　　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形势图

　　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与各位台湾青年同胞见面，心中不禁涌起两种情怀。一是悲痛之情，另一则是欣喜之情。

　　台湾民族是我们中国的民族，台湾领土本来也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利用强权和武力夺去我土地，把我台湾同胞当成奴隶。这就是心怀悲痛之情的所以然。

　　今天亲见台湾青年同胞，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亲爱情感油然而生。这是因为见到诸位热诚而勇敢的精神有以致之的，这就是心怀欣喜之情的所以然。

　　台湾民众就是我们中国的民众，台湾民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民众的力量。台湾民众挚爱祖国的热诚，即是我们民众革命精神的发挥。

　　……

　　当总理病状极沉重时（总理逝世二十日前），我曾经到北京探望他的病。当时，总理向我谈起有关日本的若干事。其中，有三项极重要的事。

　　总理说：“我们对日本，有三个最低限度的主张。一是废弃日本和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让台湾及高丽两民族实行最低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不应反对苏联的政治政策，也不阻止苏联和台湾及朝鲜的接触；这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要求。”

　　……

　　由这件事，亦可看出总理虽在病中，却仍爱护关怀着台湾同志，同时，亦始终留意台湾同胞的革命策略问题。在台湾，我们当前的革命运动，要把目标放在设立议会和自治政府。这就是总理在病中告诉我：“希望把它作为中国达成完全独立的一种方法。”

　　戴季陶向台湾青年转达孙中山对台湾革命的关心，转达孙中山关于在台湾设立自治政府的主张，并明确表达对台湾民众发起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议会运动的支持，使台湾青年产生共鸣。随后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参加祖国大陆发起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游行活动，并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名义发出传单《敬告中国同胞书》，指出“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呼吁祖国大陆同胞援助台湾革命。

　　1927年3月27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成立，以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为对外公开的团体，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则作为秘密组织开展抗日活动。张深切任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宣传部部长，李友邦为宣传部部员。1927年4月1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出版机关刊物《台湾先锋》。1927年6月，广东当局以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系左倾团体为由，强迫该团体解散。据日警档案记载：

　　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蒋介石下令广东政府内部进行清党运动，扫除共产主义势力。朝鲜革命青年团由于受到镇压，而终致一蹶不振。但进入五月以后，台湾革命青年团却再度展开活动。

　　同年六月，广东政府认定台湾革命青年团亦为左倾团体之一，遂逮捕一二名首谋者，发出解散命令，开始严厉的取缔行动。因此，会员、学生四散，活动亦告停顿。

　　1927年7月24日，日本殖民当局以言论煽动台湾独立，而逮捕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外交部长张月澄，随后于1927年8月6日，对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进行大检举，此谓“广东事件”。当时，李友邦因蒋介石“清党”而离开广州，得以暂时逃脱检举，该团其他成员被通缉。1929年10月，李友邦在上海被日本特务逮捕，关押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日警档案对因“广东事件”被捕的李友邦信息记录如下：“当时行踪不明，嗣后发现其所在，经逮捕加以处断”，“证据不充分，处分不起诉。”

　　在杭州参加革命活动

　　无罪获释后，李友邦转赴杭州，任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日语教师。在杭州期间，每逢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李友邦积极参加纪念活动，并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一名颇有影响的孙中山思想追随者。

　　关于李友邦在杭州的革命活动，中国美术学院李钦郎先生的文章《我院创建共青团组织的第一人——李友邦》有详细叙述，并指出李友邦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为目前比较完整说明李友邦是中共党员的一种说法。1930年，李友邦在国立杭州艺专教授日语，并于同年10月至11月担任共青团杭州市委委员。李友邦在杭州艺专秘密组织共青团支部，吸收“一八艺社”社员参加，与“一八艺社”的胡一川等来往密切。李钦郎将胡一川先生的回忆记录如下：

　　据胡一川先生说：“在李友邦教育引导下，于1930年深秋的某日，由李友邦介绍我、姚馥、刘梦莹、王瀛、季春丹等五六位同学在保塔山坡下，用红叶作标志，象征革命的红旗，李友邦带领我们宣誓，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指定我为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其实就是团支部书记)。”

　　李友邦在杭州发展共青团组织，参加抗日反蒋活动，由于地下活动频繁，被国民党情治机构察觉，于1932年2月被捕。在狱中，李友邦结识中共党员、狱中难友骆耕漠，建立密切关系。李友邦入狱期间，他的二弟李友先（成基）、三弟李友烈（丕基），因坚持抗日活动，先后被日警杀害。

　　组建台湾义勇队

　　活跃在浙江金华的台湾抗日义勇队　　1934年9月，李友邦被保释出狱，但仍受国民党情治机构监控，行动不完全自由。1937年抗战爆发，李友邦在浙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筹组台湾义勇队。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回忆：

　　1937年，先生自浙江陆军监狱出监后，着手筹备组织“台湾义勇队”，并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号召当时一切滞留祖国大陆及岛内台胞共同为民族解放、抗日救亡运动而斗争。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李友邦对台湾的解放运动有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欲致力于台湾革命的成功，必先致力于祖国抗战的胜利。因此，他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中共浙江省委得知李友邦酝酿组织抗日团体，准备发动台胞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后，派骆耕漠与李友邦联系，协助他进行筹组工作，后又调中共党员张一之（张启权）协助李友邦。可见，李友邦筹组台湾义勇队，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李友邦恢复创建于大革命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党”，在《台湾要独立，也要返归中国》一文中，阐释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宗旨。他以台湾独立革命党的名义，与张一之同赴台胞集中的闽北崇安，发动台胞参加抗日组织。由于金门和厦门被日军占领，福建地方政府对沿海的台胞有防范心理，于1938年4月在崇安等闽北山区成立“台民垦殖所”，强行把台胞集中起来，以防止台湾人给日本人当密探。其实绝大部分台胞是无辜的。李友邦得知台胞受到不公正待遇后，为解救他们，提议以这些台胞为基础组建台湾义勇队，得到当地革命人士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

　　1938年秋冬，李友邦多次往返于闽浙两省，动员台胞参加祖国抗战。被拘禁在崇安的400多位台胞联名写信给台湾独立革命党，表示爱国意愿，并希望加入台湾义勇队。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得到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纲的资助。1938年11月初，李友邦和张一之携黄绍竑给国民党福建省党部负责人陈肇英的亲笔信来到福建。福建省主席陈仪视这批被集中的台湾人为包袱，同意李友邦把集中在崇安县的台胞带走。

　　1938年12月，李友邦以台湾独立革命党名义，与张一之同赴桂林，他们筹建台湾义勇队之事，得到“桂林行营”和“朝鲜义勇队指导委员会”的帮助。随后，李友邦在浙江丽水南明山召开的抗日座谈会上，以《铁路蹂躏下的台湾》为题发表演讲，期望两岸同胞一起反抗日本侵略，复兴中华民族。

　　1939年2月15日，福建省主席陈仪指示崇安县长刘超然派兵护送22名台胞赴金华，参加李友邦组织的抗战集训。电文如下：

　　刘县长：立密。李友邦请求于留崇台胞挑22人赴金华集训，已准所请并给服装伙食旅费等400元交李带崇，仰该县长洽办。出发日期决定后希即电告，以便饬兵站派车护送。陈仪。删。绥。甲。

　　1939年2月15日，崇安县长刘超然收到陈仪电文后，立即遵照办理。随后，李友邦于同年2月17日给宗安县政府函电：

　　迳启者：我台胞数百名集中贵治，多承贵县长慈心爱护无微不至。今次有数十名愿意参加祖国对日抗战效劳，故友邦先率22名赴浙江金华集中训练抗战工作，将来一切行动完全负责。

　　此致

　　崇安县长刘

　　台湾独立革命党主席  李友邦

　　二月十七日

　　1939年2月19日，在崇安县长刘超然的安排下，郭汝侯等22名台胞由警佐林学占乘兵站的专车护送赴浙江金华，其中16人为台湾义勇队首批队员，6人为台湾义勇队之少年团首批团员。此为李友邦从崇安带回的第一批台胞。

　　1939年2月22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酒坊巷18号（台湾独立革命党总部）正式成立，李友邦任队长，李祝三（台北人，黄埔六期生）任副队长，张一之任队秘书，并成立台湾少年团。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9年3月，一直关注台湾义勇队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到浙江金华时，对李友邦率领的台湾义勇队作了重要指示。1939年10月，台湾义勇队正式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国民政府委任李友邦为台湾义勇队队长兼台湾少年团团长，并晋升为陆军少将。

　　李友邦恢复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时期的刊物《台湾先锋》，将其作为台湾义勇队队刊，自任主编。队刊《台湾先锋》于1940年4月15日创刊，1942年12月25日停刊，共发行十期。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为队刊题写刊名。李友邦为队刊题词“复疆”，台湾义勇队部队番号为“复疆”，意为收复疆土台湾之意。著名抗日爱国人士郭沫若、李济深、邵力子等为《台湾先锋》题词。《台湾先锋》第十期“编后话”，对刊物特点进行总结：“研究台湾社会结构，阐述台湾革命理论，记载台湾革命史实，研究敌情和工作报道。”《台湾先锋》成为记录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文献。此外，台湾义勇队还出版期刊《台湾青年》及抗日丛书等，激励台湾同胞的抗日爱国意识，增进祖国大陆同胞对台湾的认识和理解。

　　台湾义勇队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战斗目标，吸引台胞踊跃参加，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比如1940年6月30日，李友邦就新增台湾义勇队队员等事宜，给福建省政府、崇安县政府函电，并表达台胞希望参加祖国抗战的夙愿。电文内容如下：

　　敬启者：台湾义勇队在祖国诸长辈援引之下，奔走年余，现端倪稍具，基础既备，今后工作开展当较不难，而今而后使我台胞能参加祖国抗日战线，竭其绵薄，遂其夙愿。饮水思源，祖国诸长辈资助之恩固实难忘，而闽省诸长官一年来多方协助之功尤为友邦及诸同志所感激无已者。兹因义勇队工作开展甚速，中枢诸长官又皆谆谆以扩大义队之组织，尽量罗致台胞参加抗战为嘱。本队业已派员分赴各地号召。近有留崇台胞李瑞成等14人，台童朱炳源等20名屡次来函要求参加本队工作，本队得信后即派指导训练组牛光祖组长赴崇考查。经长期教育及详询后，觉渠等尚堪造就，拟准其来浙参加工作，希钧座俯念其爱国热情，准其离崇赴浙，参加抗战工作，俾其夙愿得遂。并有本队队员家属施美德等12名要求来浙帮同其夫工作，亦拟请准其离崇一并来浙。

　　此致

　　崇安县长刘转呈福建省主席陈

　　台湾义勇队总队长　 李友邦

　　1941年11月5日，李友邦在浙江《东南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坚持抗战和台湾革命，文章写道：

　　首先，我们要反省。台湾赋予我们的任务，既如此重大、艰巨，那么，我们每个在祖国的台胞，就得时刻警惕与反省：我们在祖国国土上呼吸了自由空气，是否就忘却了台湾500万过着奴隶生活的同胞？我们在台湾革命的旗帜下，是否有另作小我的打算？第二，我们要自爱。古人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就是说，要争取人家的同情与援助，必须自己振作有为。第三，我们要切实。有人说过：革命事业不是交易所的买卖。这是很对的。革命是要拿出力量来的，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渴望其成功的。必须多做有利于整个台湾解放的实际工作。第四，我们必须求取进步。革命事业不是少数人所能担负得了的，我们台湾，由于所处地位的孤单，又经日寇数十年来的暴力统治和摧残，工作之艰巨更非一般可比，所以我们革命同志以至全体台胞必须求进步。

　　台湾义勇队以浙江为主要活动基地，组织台胞战地服务队，开往皖南、赣东和闽南等抗战前线，开展对日军的分化瓦解，宣传中国的抗日斗争是正义的，并侦听日伪电台，为军事机构翻译日文情报和秘密文件等，在祖国东南抗日前线十分活跃。

　　义勇队的“台湾小兵”和“台湾医生”

　　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台湾同胞组成台湾少年团参加抗战。图为在浙江金华的台湾少年团正整装列队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团员们，赴抗日前线巡回演出，慰问受伤将士，组织募捐，被李友邦视为“宝贝疙瘩”。国民党中央社、《新华日报》、《前线日报》和《东南日报》等媒体追踪报道这群可爱的“台湾小兵”。少年团在抗日前线表演相声、快板、舞蹈、话剧、歌剧，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鼓舞抗日将士的士气。尤其受前线将士欢迎的是《台湾少年团团歌》，歌词唱道：

　　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人五百万不自由；台湾是我们的家乡，那儿有花千万朵不芬芳。我们戴了枷锁来人间，我们受着麻醉过生活，离了家乡，奔向自由，要把自由带回家乡。我们会痛恨，不曾哭泣，我们要生存，不要灭亡。在压迫下斗争，在斗争里学习，在学习中成长。要造就宇宙般宽的胸襟，要锻炼铁石般硬的心肠，要团结千百万的儿童，要收回我们的家乡，我们得和敌人拼个生死存亡。

　　这支战歌增进抗日将士们对台湾的了解，“台湾小兵”强烈的抗日意识，对祖国收复台湾的渴望，深深感动了中国军人。

　　李友邦考虑到许多义勇队队员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人才，于是成立医疗工作部，组织台胞战地巡回医疗队。1939年4月，台湾义勇队设立第一个医院，随着台湾义勇队的不断壮大，后来又附设第二、第三、第四医院。义勇队的医生被战士和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台湾医生”。此外，台湾义勇队还开办制药厂，生产前线急需的各种药品，送往抗日战场。

　　李友邦夫人严秀峰指出，台湾义勇队创办医院，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祖国和台湾的解放。据严秀峰回忆：

　　台湾义勇队的医院，对于抗日军人、出征官兵的家属和贫苦民众，一律不收费。对于一般的民众，只是收70%医疗费。经费这么紧张，为什么要办医院？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祖国解放，也就是台湾解放。那个时候4个人配一块豆腐乳，真的吃不饱，一天只可以吃两餐，上午和下午，生活是很艰苦的。

　　浙江《东南日报》经常报道“台湾医生”们救治病人的消息。“台湾医生”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低廉的收费在当地老百姓中口口相传。景之是一名在义勇队医院实习的医学院学生，她以《台湾医院给我的印象》为题记录实习感想，该文载于《台湾先锋》1940年第9期。文章写道：

　　第一，台湾医院是个大家庭。大家在一起工作好像兄弟姐妹一般，沉浸在融洽的气氛中。第二，台湾医院是个学校。遇到疑难病症就集体研究探讨，同时，还定期在一起学习时事政策。第三，台湾医院是个慈善机构。凡穷人、士兵来就诊，均予免费，免费额每天总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四十多年后，原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团长王正南重访金华，年过花甲的老乡谈到当年的台湾义勇队时，对“台湾医生”赞不绝口。

　　参加光复台湾工作

　　1940年3月，李友邦赴战时首都重庆，与中共台籍党员谢南光等人组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2月10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民族革命党等台胞抗日组织，在重庆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形成大陆台胞的抗日联合阵线。谢南光与李友邦、张邦杰三人为常委，轮流担任主席。台湾革命同盟会号召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主张收复台湾。李友邦往来于重庆、浙江和福建之间，为抗战和台湾光复奔波。

　　1943年11月，《开罗宣言》决定战后把台湾归还中国。中国政府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于l944年4月在重庆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1944年6月，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台湾调查委员会增加李友邦等人担任委员职务，李友邦参与制定光复台湾的计划。李友邦发表《开罗会议后之台湾问题: 为台湾沦陷四十九周年而作》。他对收复台湾满怀希望，把台湾义勇队“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目标改为“保卫祖国，建设台湾”。他认为“在不平等条约尚未撤除，日寇末日尚未到来以前，我们台湾革命，乃以‘保卫祖国’的方式来达到‘收复台湾’的目的。换言之，即以求得领土完整、民族自由为‘保卫祖国’的内容。随着胜利的接近，我们的革命任务即将以‘建设台湾’为‘保卫祖国’的方式，以‘保卫祖国’为‘建设台湾’之内容。”李友邦的政治主张，得到爱国台胞的积极支持和响应。

　　1944年8月，郑晶莹女士随父亲郑约（时任台湾义勇队闽南办事处主任，负责收集厦门的日军情报），前往在龙岩的台湾义勇队总部（1942年义勇队总部由浙江金华迁至福建龙岩），拜访刚从重庆归来的李友邦。从他们的谈话中，亦可见李友邦“保卫祖国，建设台湾”的新思想。郑晶莹回忆：

　　这时李友邦总队长刚从重庆回来，他接见了笔者（郑晶莹）。我们进行了一场难忘的谈话。李开始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台义队？我说若早一两年我也许会参加，现在我要上大学去了。我们家里已有两人参加，可以了……他说他也有过轰轰烈烈的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是人生旅程中最可贵最有意义的时期，他理解我的抱负。最后他感动地说：看来台湾回归祖国的历史任务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可以实现了，但是中国富强的时代责任将落在你们青年一代身上。听完他这一席话，我发现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乡长者不是国民党官僚，而是一位可敬的爱国前辈！从此我们之间结下了心照不宣的爱国情结。

　　1944年9月，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台湾义勇总队下设四个支队，分别活跃于前线、后方、敌区（敌伪工作）、沦陷区（台湾）四大作战区域。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1945年9月3日，李友邦派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克敏（张士德，台中人，黄埔四期生），随美军事代表团从重庆飞赴台湾，在台北升起象征收复台湾的国旗。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同年11月，李友邦率台湾义勇总队返回台湾，被任命为国民党三青团台湾分团主任。李友邦和台湾义勇总队受到台湾同胞的热烈欢迎和拥戴。台湾义勇总队为维护战后台湾的秩序、保护物资和台湾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等作出了贡献。1946年2月，台湾义勇总队被解散。

　　1947年，李友邦因“二?二八”事件被捕，蒋经国查明真相后，李友邦于1947年6月23日获释。1949年任台湾省党部副主委、台湾省政府委员。1950年2月，李友邦夫人严秀峰被蒋介石当局逮捕，以“参加中共组织”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51年11月，李友邦被蒋介石当局以“通共”罪名逮捕，1952年在台湾牺牲。

　　1992年，台湾学者和台湾义勇队老队员分别举行纪念李友邦的活动，以历史事实证实李友邦的抗日功绩。1995年北京举行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特邀李友邦夫人严秀峰与台湾义勇队老队员代表参加，肯定李友邦为中国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2005年，国民党纪念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六十周年，开展一系列纪念李友邦的活动。李友邦的抗日革命历程，反映海峡两岸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海峡两岸同胞以纪念李友邦、重温历史的方式，表达对祖国未来的渴望和憧憬，两岸同胞将在未来的道路上携手更好地前行。（文/徐康，原载《台湾同胞抗日丛书—人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