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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泽生:台湾最光辉的一颗红星
    日期: 2015-07-17      【字号      

图为翁泽生。

  翁泽生(1903-1939),台北人,祖籍厦门同安。1924年毕业于厦门集美中学,同年考入厦门大学,1925年转入上海大学学习。1921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1928年参与台湾共产党的组建。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后被引渡到台湾并被判刑。1939年在台湾牺牲。

  翁泽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台籍共产主义者,他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东方局有密切联系,是“台共”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在台湾组织青年学生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向台湾乡亲宣传祖国的革命运动;他团结在祖国的台籍学生开展抗日斗争,使祖国同胞支持和援助台湾同胞,并带领台籍爱国青年投入祖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被誉为“台湾最光辉的一颗红星”。

  在集美学习时的抗日爱国活动

  1920年秋,翁泽生离开台北,到祖国求学,就读于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同安创办的集美中学。他在祖国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接触和研读了《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大量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祖国浓厚的民主和革命思想氛围吸引了翁泽生。他从小就受到父辈们爱国情怀的影响。他的父亲翁瑟士出生成长于福建同安,早年东渡台湾,是一位爱国的茶叶商人,他与兴中会台湾分会负责人陈少白、杨心如等交情较深。共同的祖国情结,把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常在一起喝茶叙谈,少年翁泽生从他们那里听到了许多海峡对岸的“唐山”的故事。父亲告诉他:“中国是我们的祖国,管中国的政府在海那边的唐山,那是一片非常大的美丽土地。”如今,他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祖国蓬勃开展的革命运动,使他受到极大鼓舞,激发了他的祖国情怀和反日斗志。

  在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期间,他利用假期回台湾的机会,参加了台湾的抗日团体,并积极筹组凝聚台湾爱国学生的抗日青年组织。1921年11月,寒假期间,回到台北的翁泽生加入了刚组建不久的爱国抗日组织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成立,林献堂任文化协会总理)。文协理事蒋渭水住在大稻埕太平町,与翁泽生家相距不远,翁泽生假期回台北,常去拜访蒋渭水,并积极参加文协组织的巡回演讲会等活动,蒋渭水对这位刚毅倔强的青年人十分欣赏。

  1923年7月30日,太平公学校为纪念建校二十五周年暨改名(原名为大稻埕公学校)十周年,举办了历届毕业校友同学会。翁泽生1914年入太平公学校,在那里度过了六年学生生活。在校期间,他是令校方甚感头痛的学生,校方甚至以开除相威胁。他在学校组织的“六?一七”始政纪念日活动中,带领同班同学郑石蛋、高两贵、胡柳生、周和成等人,拒绝按规定喊歌颂日本殖民统治的口号,并用闽南话回答日籍老师的提问。当时日本殖民当局加强奴化教育,学校禁止说闽南话,翁泽生等人的反抗行为十分勇敢,获得了许多同学的支持和效仿。此次翁泽生回校参加纪念活动,校方对这名“出格”的学生十分警惕。虽然如此,校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纪念会上,翁泽生冲上讲台,用闽南话演讲,向校友们宣传文协的宗旨,指出台湾人是汉民族,要讲汉语,讲台湾话(闽南话),并向大家介绍祖国的爱国革命运动。翁泽生的演讲令日籍校长恼忿不已,上台制止,同学们热烈鼓掌支持翁泽生,翁泽生理直气壮地疾呼:“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不能讲自己的语言,世界上还有比这种不自由更痛苦、更耻辱的事吗?”眼看局面无法控制,日籍校长不得不宣布散会,草草结束校友同学会。事后,日本殖民当局对这场发生在太平公学校的反日演讲事件进行了立案侦查,此为轰动一时的“太平公学校事件”,翁泽生因此上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黑名单”,成为日警关注的“危险份子”。

  在集美中学的三年学习,使翁泽生的祖国意识愈加强烈,他积极参加了集美中学组织的反帝爱国活动,对殖民当局的反抗思想更加明确和理性。1923年8月15日,翁泽生的白话短篇小说《谁误汝》发表于《台湾民报》“文艺”专栏,《谁误汝》是描写一位在祖国的台湾浪人的忏悔和反省,表达作者强烈的祖国情怀。台湾文化协会组织的爱国活动,使他感受到家乡父老强烈的反日情绪,产生了团结更多台湾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念头。演讲被校方强行制止后,翁泽生去离学校不远的文协总部(蒋渭水住宅),向文协理事蒋渭水和王敏川报告了刚刚在太平公学校发生的事件,并提出在文化协会的组织下成立“台北青年会”的想法,当即得到了蒋渭水等人的支持。1923年7月31日,在蒋渭水宅开会商议成立台北青年会的有关事宜,与会者三十人,文协的核心人物蒋渭水、连温卿、王敏川等人出席了会议,翁泽生、高两贵、洪朝宗、郑石蛋等原太平公学校学生(他们都加入了文协)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青年会的办会宗旨、会章等具体事项,决定由翁泽生负责青年会宗旨和会章的修改工作。1923年8月2日,筹备台北青年会的相关人员再次在蒋宅集中,商讨吸收会员的具体细则,并定于8月10日举行成立典礼。

  翁泽生修改的《台北青年会趣意书》写道:

  我们最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双肩负有整个社会的重任……我们深知,我们台北青年并非没有热血,没有士气,没有才干的,这只是没有一个团体,没有团结而已……为了台湾青年的前途,我们愿意出面提倡组织青年会,我们的目的是在服务社会,谋会员的亲睦。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赶快觉醒起来,从速奋进吧!竭尽青年的责任,完成台北青年的义务吧!

  从《台北青年会趣意书》可以看出,这个组织对于爱国的台湾青年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虽然《趣意书》指出青年会的宗旨是“服务社会,谋会员的亲睦”,但由于青年会属于文协的下属组织,殖民当局认为文协的许多重要人物在讲演会中,“言论过激”,有“煽动反日情绪”的倾向,故对这个即将成立的组织发出“禁止结社”的命令。关于禁止成立台北青年会,《警察沿革志》有如下记载:

  由怀抱过激思想者左右该会之实权,将误及地方青年之前途,以至紊乱治安之萌芽,为保持安宁秩序起见,根据治安警察法第八条第二项,下令禁止结社。

  此时临近开学,翁泽生、洪朝宗等人即将返回集美中学。1923年8月15日,蒋渭水在大稻埕“亦品香号”酒楼为翁泽生等人饯行。《警察沿革志》记录了这次聚会的情形:

  以翁泽生、洪朝宗、黄春晖、陈金龙、陈清慧等人将启程返校之际,乃于八月十五日在亦品香号开饯别会,蒋渭水、王敏川以次青年会员三十五名参加,反对当局的不法压迫,虽然仍有解散命令,但他们互约,认为青年会的实体仍然存续,为贯彻预定的目的,决继续活动。

  可见,虽然殖民当局的禁止使台北青年会的成立流产,但为筹组该组织而团结起来的爱国青年们并没有放弃。随后,在蒋渭水的指导下,1923年8月底成立了台北青年体育会。1923年9月,中秋节前夕,翁泽生和洪朝宗赶回台北,与蒋渭水商量改用“台北青年读书会”名义,巧妙地成立团结台湾爱国青年的组织。台北青年读书会以“劝导青年增进学习文化兴趣”的宗旨获殖民当局批准。中秋之夜,读书会以“观月会”的形式,举行了成立会,推选许天送(文化协会理事)为常任委员,郑石蛋、潘钦德(潘钦信兄,任职于蔡式谷律师事务所)、杨朝华为委员。蒋渭水等人出席了“观月会”。成立后的台北青年读书会与台北青年体育会合并,事务所设在港町文化协会读报社。

  由于台北青年读书会在文化协会的指导下,“研究社会问题,共产主义及其他的社会思想,讨论台湾的各种问题”,受到殖民当局的取缔。1923年11月,回到台北的翁泽生得知读书会的活动陷入困境,乃与蒋渭水商量对策,改用“台北无产青年”的名称取代遭取缔的青年读书会,继续举办反对殖民当局的演讲会,宣传革命思想。翁泽生在“台北无产青年”团组织的演讲会上,介绍祖国大陆学生的革命活动,指出台湾青年必须联合起来,推翻日本殖民统治,才能获得真正的民族解放。1925年1月8日,“台北无产青年”在大稻埕港町文化讲座举行“打破陋习”讲演会,吸引了七百余民众,在现场巡查的日警认为言论有反对当局的倾向,勒令解散集会,翁泽生、洪朝宗以“违反治安警察法,妨碍执行公务罪”,被判拘禁三个月。文化协会竭力营救,派律师蔡式谷(文化协会理事)为他们辩护、申诉,翁、洪二人于二月底获释。翁泽生才得以返回祖国,开始上海大学的学习。

  翁泽生在文化协会十分活跃,1926年底文协面临分裂的危机时,文协左派代表人物王敏川曾请在上海的翁泽生回台,帮助事关文协前途的重大改组活动。在翁泽生的安排下,中共党员蔡孝乾、洪朝宗回台组织成立台湾无产青年会,该会成员在1927年1月召开的文协临时事事会和总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使文协成功改组和转向左翼化。

  翁泽生不仅利用假期在台湾积极筹组抗日爱国团体,还把在厦门的台湾籍学生凝聚起来,在祖国开展抗日爱国活动。1924年春,翁泽生和厦门大学的李思祯(嘉义人)、王庆勋(彰化人),同文书院的许植亭(基隆人)、中华中学的江万里(台南人)、郭丙辛(台南人)、英华书院的萧文安等人,商量成立“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并得到了台湾老乡李山火的大力资助。1924年4月25日,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在厦门长寿学校操场举行,在厦门的台籍学生几乎都参加了大会。在操场临时搭建的戏台上,学生们演出了文明戏《八卦山》和《无冤受屈》,揭露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民众的压迫和虐待的社会现实,近五百人观看了演出。翁泽生等人在成立会上带领台籍学生高唱《台湾议会请愿歌》,把活动推向高潮。1924年4月26日,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继续举行活动,在厦门长寿学校召开讲演会,讲述台湾遭沦陷的殖民历史,以及台湾民众开展的抗日斗争。翁泽生讲述台北青年读书会开展的抗日活动,声讨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青年革命运动的镇压,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台湾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台湾青年要为台湾和祖国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斗争。他的精彩演讲使爱国同胞们产生了共鸣。应邀参加讲演会的《厦声日报》主持人陈沙仑,上台致词表示对台籍学生爱国行动的支持。

  在翁泽生、庄泗川、李思祯的倡导下,闽南学生联合会的会刊《共鸣》于1924年5月初创刊,由庄泗川和张志忠(台湾“二?二八”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负责组织稿源和发行渠道。《共鸣》创刊号披露轰动全台湾的“治警事件”真相,报导1924年初春台北无产青年团举办抗日爱国活动,遭殖民当局拘禁的事件。《共鸣》使更多的爱国同胞了解了台湾民众的抗日运动。在翁泽生的带领下,闽南学生联合会的爱国活动得到了祖国同胞的支持和响应。

  在上海大学的抗日爱国活动

  1924年9月,翁泽生考入厦门大学;1925年3月,转入上海大学学习。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孙中山任名誉校董,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任校董,于佑任为校长,共产党早期的许多著名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在该校授课。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翁泽生从报纸上看到了上海大学的招生启示,对于这所学校,他十分向往,立即给上海大学写了一封请求转学的信函。翁泽生十分幸运,他的转学请求函被送到了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手里。根据瞿秋白的意见,翁泽生被安排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上大社会学系的老师,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精英人才,翁泽生在这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受到了浓厚的革命氛围,对他以后的政治道路选择和革命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上海大学召开追悼大会,纪念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为上海大学的创办倾注了心血的名誉校董,并组织师生前往孙中山先生的寓所(莫利哀路二十九号)吊唁。刚到上海大学不久的翁泽生,与社会学系的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悼念活动。翁泽生对孙中山并不陌生,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杨心如(同学王万德的姑丈)是父亲的挚友,翁泽生经常从父辈们那里听到有关孙中山的爱国革命故事。在祖国大陆读书后,他对被中国民众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有了更深的认识。翁泽生感慨地写下《哀悼中山先生》,表达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思想,该文发表于1925年4月11日《台湾民报》,文章写道:

  我们知道中国的革命是中国人民的革命,不是中山先生独自一人的革命,我们相信中山先生虽亡,中国的革命运动是决不死的,但是他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伟大的人物,为被压迫者而奋斗的民众的最伟大的领袖,中国平民的唯一指导者。我们在这军阀割据、外力侵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的时候,失去了我们舵手一样的中山先生,哪会不悲哀、悼惜,以至于痛哭呢?

  ……

  我希望中国的民众更加奋进,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达到中山先生的目的,从中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和教训,来革新中国的社会,以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三日,由孙宅归来后于上大

  孙中山先生逝世时,当选为党中央委员的瞿秋白,离开上海大学不久,他应学务长陈望道的邀请回校做专题讲座——《孙中山与中国革命运动》。瞿老师对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剖析,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位学生,这一堂课令翁泽生终生难忘。早在集美中学读书时,翁泽生就从《新青年》刊物上读过许多瞿秋白的文章,对瞿秋白老师十分景仰。进入上海大学后,翁泽生和社会学系同学高尔柏(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一起去上海大学附近的宝山路顺泰里十二号楼拜访瞿秋白。瞿秋白和他们促膝长谈,对翁泽生在集美中学时期组织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在台湾组织进步青年举行反日演讲活动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瞿秋白对台湾十分关心,他向翁泽生详细了解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社会状况。瞿老师非常赞赏这位来自台湾的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这无疑坚定了翁泽生的革命追求。

  在翁泽生的影响下,洪朝宗于1925年5月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这两位儿时的伙伴成长为革命战友,他们在上海一起亲历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1925年5月16日,翁泽生与上大师生一起参加了中共上海地委组织的“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抗议日本人杀害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的暴行。并参加了上海学联和上海大学组织的声援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活动。5月24日,翁泽生参加了内外绵纱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的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追悼会会场设置在潭子湾沪西工友俱乐部旁,刘华宜和恽代英在追悼会上演讲,声讨杀害中国同胞的凶手,追悼会现场聚集了一万余中国民众。5月29日,上海大学学生会贴出布告,招募5月30日到上海租界,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组织的游行演讲活动“决死队”成员,全校近四百人报名,共分为三十八支演讲队,每队十人。翁泽生与洪朝宗被分在一起,翁任演讲队队长。翁泽生和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以及一位来自四川彭县的同学何秉彝(在次日的游行活动中被杀害)一起搭档油印第二天(5月30日)要散发的传单、标语等。

  5月30日,翁泽生率领的演讲队在永安公司门前演讲时,遭到印度巡捕的制止而发生争斗。这一天,上海大学被捕师生达一百三十多人。5月31日,在中共中央的组织下,翁泽生、洪朝宗参加了在上海总商会进行的活动,那里聚集着数千爱国同胞,在学生们的强烈要求下,上海总商会发出了罢市通告。6月1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二十多万工人大罢工。上海学联也发布罢课令,大中专学校五万多学生同时罢课,并发布宣言、通电呼吁全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同胞的血腥屠杀。为了扩大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6月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热血日报》,由瞿秋白任主编,向全国民众宣传上海市民的爱国运动。瞿秋白为《热血日报》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并让翁泽生帮忙校对发刊词样稿,发刊词写道:

  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要持续的沸腾着,并且空间上要用上海市民的热血,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血;时间上要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准备组织八支宣传募捐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及南洋,向海内外社会各界报告五卅惨案经过,发动海内外中国同胞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八支宣传队的路线分别是:沪宁路线、沪杭甬路线、京汉路线、西北路线、闽广路线、京津路线、长江流域以及“南洋路”。翁泽生得知没有去台湾宣传“五卅运动”的计划后,找到高尔柏,提出了回台湾宣传“五卅”运动的请求。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翁泽生和洪朝宗回到台北,他们联系台湾文化协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抗日团体,向大家陈述祖国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动员他们发动台湾的工人、学生们,声援上海民众的反帝爱国斗争。台北青年读书会和文化协会积极配合翁泽生和洪朝宗,使他们得以在台湾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使更多的台湾民众了解了上海的“五卅运动”和祖国各地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翁泽生在文协机关刊物《台湾民报》上发表宣传“五卅”运动的文章。翁泽生在台湾宣传祖国的反帝革命斗争,对台湾民众开展的反日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起了台湾殖民当局的恐慌,而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通缉翁泽生。

  1925年7月,翁泽生回到上海。经过“五卅运动”的考验,他被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海读书会事件、创立台湾共产党

  1927年11月,翁泽生认识了从莫斯科学习回到上海的台籍中共党员林木顺和谢雪红,共商在台湾发展党的组织,具体分工:由林木顺、谢雪红去日本同日共联系,由翁在上海同中共中央联系,并负责联络在大陆和台湾的共产党员。

  为了筹组台湾共产党,培养人才,翁泽生与林木顺、谢雪红一起组建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由翁泽生负责读书会的工作。1927年11月底,在翁泽生的组织下,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在闸北天庵源里成立,12月底读书会会址迁至闸北宝山路协兴里一0七号,并在闸北青云路天校里二0号设联络点。读书会表面上是研究社会科学,学习汉语,实则是研究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警察沿革志》记录了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有关情况:

  台湾共产党的组织者林木顺、谢氏阿女等人自莫斯科返沪后,即与中国共产党员、当时正在指导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左倾的翁泽生合拢起来,由翁泽生招集台湾学生联合会的左倾进步学生江水得、杨金泉、林松水、刘守鸿、张茂良、陈粗皮、陈氏美玉、黄和气等人,表面目的称为研究社会科学及学习中国语,实则作为台湾共产党结党准备行动,从事党员的养成和训练……读书会虽然因昭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被检举已告消灭,但台湾学生联合会仍然存续。昭和四年随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昂扬,在台湾共产党组织者的林木顺、翁泽生指导下,乃以上海台湾青年团的名称,开始反帝运动。

  在翁泽生的主持下,读书会机关报《屋内刊》于1928年1月出版,发表有关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的研究文章,宣传台湾革命运动发展情况等,向在上海的台湾籍革命青年散发。读书会与中共及朝鲜籍共产党联络密切。1928年3月1日,读书会参加了朝鲜革命志士在法租界举行的“三?一纪念会”活动,纪念1919年在朝鲜发动的民族解放运动。读书会成员出席了纪念活动,在翁泽生的安排下,张茂良代表读书会发表反日宣言:

  我们深感,朝鲜革命纪念日,不仅是朝鲜同胞的纪念日,同时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纪念日。所以我们以为能够代表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压呻吟的台湾被压迫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朝鲜解放革命运动纪念日为光荣。

  1928年2月,林木顺等7人在翁泽生住址开会,决定先成立台共筹备会,分头起草《政治纲领》、《青年运动方针》、《工农运动方针》、《妇女运动方针》、《赤色互济会的方针》等文件。会议还决定: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仍由翁泽生负责指导。

  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的抗日爱国活动,引起了日警的注意。日警截获了署名“全台湾总督府独裁政治打倒大会”的传单,以这份声援朝鲜共产党抗日活动的传单为线索,展开了对读书会的大检举。《警察沿革志》记载了这次日本领事馆警员搜捕读书会成员的行动:

  由“全台湾总督府独裁政治打倒大会”具名的文件,被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署截获。随后该署暗中注意他们的行动……同时获得台湾共产主义者林木顺等频频聚会协议,似乎正在进行组织某种秘密结社的情报。经由内部侦察结果,决定加以全面检举,遂于昭和三年三月十二日、同月三十一日及四月二十五日前后三次,将嫌疑犯共九名予以检举。第三次即四月二十五日的检举时,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三八九号居室内,发现台湾共产党的秘密文书(结党大会议事录,大会宣言,政治、组织两项纲领,其他各部门之运动纲领),至此台湾共产党组党的事实,已昭然若揭。

  1928年3月12日,驻上海的日警搜捕租界外闸北青云路天授里二十号、宝山路协兴里一0七号(读书会),逮捕了江水得、黄和气、陈氏美玉,翁泽生及其他读书会成员及时搬家而得以脱险。读书会会址因此迁至法租界辣裴德路三八九号。1928年3月31日,搜捕共同租界昆山路婴童花园,陈粗皮被逮捕。1928年4月25日,搜捕法租界辣斐德路东昇里三八九号,逮捕谢雪红、张茂良、杨金泉、林松水(林木顺的弟弟,林木顺逃脱)、刘守鸿。连续三次检举,使读书会遭到了破坏,并搜走了台共成立的秘密文件。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读书会活动。由于日警当时还搞不清楚读书会与台共的关系,检举未波及到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25年12月20日,是由上海台湾青年会的左倾成员蔡孝乾、彭华英、许乃昌、何景寮、王庆勋等人集结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和南洋医科大学等校台湾学生组建的。以后,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在翁泽生的指导下,带有浓厚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

  1928年发生在上海的读书会事件,使在中共中央指导下成立仅十天的台共组织遭到了破坏。1928年4月14日,在翁泽生住址召开了最后一次台共筹备会。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金神父照相馆,举行台共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成立台湾共产党。出席会议的台籍党员代表有林木顺、翁泽生、谢雪红、潘钦信、林日高、陈来旺、张茂良7人。中共中央代表彭荣和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吕运亨也出席了会议。翁泽生在会上宣读由他起草的《青年运动纲领》。该纳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台湾青年的痛苦及革命性”、“国民革命过程中青年运动的战略”、“关于共产青年团之促进”、“青年运动当前的任务”、“口号及宣传鼓励”等。翁泽生在《青年运动纲领》中写道:

  过去数年间,台湾青年知识份子在台湾初期运动中从事之工作,确实有其不容忽视者。青年知识份子的革命性虽有其动摇性,然而在革命运动初期,他们推行的启蒙运动却不容抹杀。直到现在青年的作用依然很大,各地的革命性青年知识份子虽谈不上勇敢或彻底,但对各地的各种运动贡献良多。

  过去的青年运动,青年工农大众并未参加,青年运动仅是知识份子的青年运动而已。青年工农大众不但无所作为,亦很少受人注意。这种现象令人不满意且极危险。而知识份子青年的运动也存在颇多缺点与错误,从整体上说十分不发达。

  翁泽生认为台湾今后的青年工作应该以无产阶级青年为中心,以青年工人为领导者,促进共产青年团的成立。

  当时台湾共产党公开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台共才正式回归中共组织。台湾共产党成立后,翁泽生留沪负责同共产国际东方局、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中央亦主要通过翁泽生对台共活动进行指导。林日高、王万得、潘钦信、谢志坚等台共党员先后回台湾,主要是通过进步的群众团体开展学运、工运和农运工作。

  “六?一七”反日斗争

  1929年是上海反帝运动斗争的高潮。在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下,翁泽生、林木顺等积极组织在沪台籍学生,开展“六?一七”反日斗争,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

  1929年6月上旬,翁泽生和林木顺策划组织在沪台籍学生开展“六?一七”耻政日斗争,举行六?一七纪念日游行活动和文艺演出,争取祖国同胞对台湾同胞的抗日革命斗争的支持。翁、林二人召集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的主要成员开会,筹备“六?一七”耻政日斗争活动,推选翁泽生、林木顺、刘照明、林延年、蒋丽金等五人为筹备委员,负责游行和文艺演出的各项准备工作。“六?一七”反日斗争活动以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员为主体,邀请上海工联会、上海学联以及朝鲜在沪革命团体参加。林木顺负责邀请在沪的朝鲜歌舞剧团参加演出,李能茂邀请上海的国货奖励团,沈西东邀请中国医学院音乐团等共襄盛举。

  1929年6月10日,翁泽生、林木顺等人在上海的大夏大学(大夏大学学生的共产主义活动十分活跃,被当地警局视为监查的重点范围),召集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翁泽生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向与会者报告了“六?一七”耻政纪念日活动安排。筹备会委员汇报筹备工作进展,并动员大家积极宣传,扩大活动的影响范围。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员积极指导台籍学生排练反日剧目。6月17日,翁泽生、林木顺在租界基督教堂举行耻政纪念日大会。翁泽生在大会上发言:“三十多年前的今天,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尔后,台湾人民在社会上的一切权利都被剥夺了,变成只尽义务的奴隶,甚至无法在台湾受教育。”他呼吁耻政纪念日到来之际,“我等台湾人希望与祖国、朝鲜各团体互相提携,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简称“青反”,1929年6月16日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开展活动)及所属的七十多个社会团体派代表出席大会,声援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活动,并散发题为《六?一七纪念告民众书》的传单。与会各团体代表在纪念会上建议扩大“青反”的反帝同盟,提出组建“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同盟”(简称“东反”)的决议。朝鲜歌舞剧团、中国医学院音乐团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台湾学生演出的揭露日本殖民统治暴行的剧目《殖民魂》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上海台湾青年团是在“六?一七”斗争后产生的反帝爱国团体,在次年的“六?一七”反日运动中表现出色。1929年6月底,在翁泽生、林木顺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台湾青年团。关于青年团的宗旨,翁泽生曾作了这样的表述:

  在上海的台湾青年学生日益增加,这些青年学生们皆为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一分子,怀有丰富的革命素质,因此,本机关以联合这些青年予以组织化,使其参加国内的反帝斗争,施以实践的锻炼,以社会科学研究来提高理论的掌握,唤起他们特别注意台湾问题,一方面支持国内的革命运动,同时亦以培养台湾革命志士为目的。

  青年团发行机关报《青年战士》,以散发宣言书、传单,制作壁报等形式,积极开展革命斗争。

  1929年7月初,召开了“东反”筹备会,“青反”、两个台湾团体(上海台湾青年团和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和四个朝鲜团体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翁泽生和林木顺作为台湾团体代表出席了筹备会。“东反”接受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其宗旨是:

  一、促进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

  二、发动中国被压迫民族参加中国革命。

  三、促进东方被压迫民族及被压迫阶级革命势力的团结。

  “东反”重视翁泽生提出的吸收东京反帝力量的建议,翁泽生对联系东京反帝力量做了努力。当时翁泽生是东京《新台湾大众时报》(改组后的文协机关报)驻沪记者,与该报主编苏新(台共党员,文协成员)联系密切,翁泽生十分关心东京的反帝运动,并在这份东京的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有关祖国革命和反帝运动的文章。还曾于1929年1月与王万德赴日,同东京的台湾共产主义者联系。据苏新回忆:

  当时我们也正在和东京的朝鲜人团体、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进行反帝同盟的组织,翁来信给我,提出了把上海和东京的反帝运动连结起来,以扩大反帝同盟力量和影响的想法。但由于当时日本的政治环境太恶劣,这个想法没能实现。

  1929年8月,翁泽生在组织领导“八?一”反战运动(共产国际将八月一日定为“赤色国际反战日”)中被捕。在狱中翁泽生化名龚聪贤,被当局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判刑一年,经组织营救,于1929年12月获释。

  193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反、青反以及上海各界反帝组织合组为“上海反帝大同盟”,上海总工会、上海革命学生联合会、上海中华左翼作家联盟、上海台湾青年团等约三十个团体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

  1930年6月初,翁泽生组织台湾青年团主要成员,在郑连捷宅商讨“六?一七”活动,决定举行规模更大的集会与戏剧公演活动,成立“六?一七”斗争筹备会,发行《青年战士》“六?一七纪念特刊”,并联络厦门、漳州、东京及岛内的台湾同胞支持纪念活动。6月8日,翁泽生召集负责演剧活动的人员及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主要成员,在大夏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商议6月15日演出反日主题的剧目,进一步联合祖国及朝鲜、印度、安南、菲律宾革命团体,举行更大规模的反帝大示威。翁泽生联系上海左翼剧团“艺术剧社”参加“六?一七”演出,由于“艺术剧社”部分演员被捕,使演剧计划被迫取消。上海反帝大同盟全力支持台湾青年团组织的“六?一七”反帝爱国活动,把“六?一七”耻政纪念日至“六?二三”沙基惨案纪念日定为“反帝斗争周”,计划6月17日举行示威运动,6月23日召开纪念大会。六月十四日,上海反帝大同盟所属各帝团体在群治大学秘密召开“台湾六?一七纪念各反帝代表大会”,共有三十余团体参加。翁泽生以《六?一七纪念的意义》为题进行演讲,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支持,并对6月17日的游行示威运动和发动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进行了安排。以下是《警察沿革志》记录的这次“六?一七”斗争部分画面:

  从六月十三日起,在上海工场地带沪西区集合各革命学生会、各赤色工会及失业团体等,组成宣传队。该宣传队由三人组成一班,各自拿着小旗,每夕在沪西各工场附近,英华里、曹家渡、东京路、大厦、群治大学附近举行飞行集会,鼓动工人学生参加六?一七示威运动。

  在上海反帝大同盟领导下的闸北区,六月十七日下午两点,从苏州河畔到外白渡桥附近,多数学生大致以三人一组游行,伺机举行飞行集会。由于警戒严重,群众从ASTA House到百老汇大街电车路附近停立不前,与来自天潼路、西华德路、武昌路、北苏州路方面的人群汇集约达两百名。从下午三点四十分左右起,虹口工部局警察人员开始施行身体检查,逮捕了九名身上带有传单、宣言书等的群众。由于增派了警戒员,青年团所计划的袭击日本领事馆,终于未果。

  6月17日,租界巡捕、当局警察联合加强巡逻警戒,日本领事馆门前的巡警尤其紧张。蒋丽金等台湾青年团员被检举。中共江苏省执委会、上海反帝大同盟、上海工会联合会等组织纷纷散发传单,支持上海台湾青年团组织的声势浩大的“六?一七”斗争。上海台湾青年团机关报《青年战士》发行了《六?一七纪念特刊》,其中翁泽生撰写的《台湾青年团六?一七纪念宣言》极具号召力和凝聚力:

  六月十七日,是沾满血腥的日子,是台湾革命群众永难忘怀的日子,又是我等热血沸腾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开始统治台湾的这一天,是台湾沦落到黑暗、残酷之活地狱的第一日。回顾当时台湾工农以竹枪、菜刀肉搏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和炸弹的精神,谁能不愤慨、不感泣呢。回想日军占领台湾时的奸淫、掠夺、残酷屠杀,以及豪绅官僚的中途背叛、出卖民主国,有谁不愤慨呢。奋起前进!

  三十六年来,最暴虐的镇压、被剥得一无所有永无止境的掠夺,只要不是冷血动物谁不痛心疾首呢。空前残酷的十余次“血洗全岛”的残暴,噍吧哖暴动后杀害全村,将小孩抛向空中以刀刺为乐,强奸妇女剖其腑脏等,只要不是铁石心肠者谁能卒睹这种暴行呢。不断夺取农民的生产品,重要物产由政府专卖,以最残酷的方法夺取土地,使无产阶级的生活牛马不如。日本帝国主义的毒辣可说是创世界最新的纪录。

  ……

  台湾工农劳苦群众们!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群众们!全世界的革命烽火已经普照大地。我等解放自由的日子近在眼前。起来!起来高举鲜红的革命旗帜,为我们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上海台湾青年团组织的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产生了极大社会反响。1931年4月,在翁泽生、林木顺的主导下,上海台湾青年团更名为上海台湾反帝同盟,机关报《青年战士》改为《反帝报》,使其反帝爱国运动性质更加明确。

  声援台湾雾社起义

  1930年10月27日,台湾南投县雾社泰雅族同胞在莫那鲁道的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史称雾社起义。起义坚持了一个多月,被杀害的台湾同胞达六百七十多人。这是日据时代台湾民众发动的最后一次武装抗日斗争。雾社起义的消息传到了祖国。在上海的翁泽生获知此消息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开展反帝运动的好时机,他和潘钦信立即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瞿秋白报告,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据《警察沿革志》记载:

  昭和五年(1930年)十一月初传来雾社番暴动蜂起的消息。一般认为是番人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反抗运动,拥护该暴动是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好题材。翁泽生于是利用潘钦信、杨春松、陈德兴等人为台湾共产党改革问题来沪的机会,在林新木住所会合,调查暴动的状况。翌日,在蔡启献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台湾青年团员王溪森、陈炳南、李清奇、黄天鉴、陈老石、陈炳誉、杨春松、蒋文来、廖德勋、蔡启献、王瑞棋、廖氏琼娥及潘钦信、陈德兴林新木等人齐聚一堂,由翁泽生说明雾社番蜂起的政治意义,并攻击台湾统治,决定了拥护雾社番蜂起运动的方针。

  1、发布宣传书;

  2、发行《青年战士》雾社事件专刊;

  3、创办壁报,举行飞行集会;

  4、散发传单;

  5、向上海反帝大同盟所属的各友谊团体及中共中央报告状况,请求援助及指导。

  台湾青年团声援雾社起义的宣言书共有两份。一份由潘钦信起草,刊登于上海各大报纸;另一份由翁泽生起草,林新木謄刻印刷,发表在《青年战士》特刊上,并由上海反帝大同盟负责向各革命团体散发。翁泽生起草的宣言书《拥护台湾番人的暴动》一文写道: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竟然又在日月潭大兴电力工事,没收番人的土地及房屋,将彼等放逐到荒山旷野。番人遭到莫大的打击,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再也无法忍受帝国主义残忍的压迫,于是毅然起来暴动。他们包围派出所,抢夺两百余支枪,杀掉两百余名日本人。尽管眼前有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包围,依然继续勇敢斗争。

  ……

  吾等在此时机最能明了地认识台湾的情势。即帝国主义如何榨取工农、劳苦阶级,如何压迫群众的革命运动,又是如何加速群众的贫穷化与阶级对立的尖锐化。

  这次番人暴动的政治意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与台湾革命斗争的浪潮。

  吾等应站稳阶级立场,快速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拥护番人的英雄斗争。

  台湾被压迫的民众诸君!在此血战的时机,起来吧!起来!以吾等大众的力量来罢工、罢课、罢市,拥护番人斗争。

  翁泽生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发表文章,阐明雾社事件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正义行动,台湾青年负有支持、声援它的义务。根据翁泽生的报告,中共江苏省委十分重视台湾雾社起义这一重大事件,下令所属各革命团体举行声援的集会和游行,并以上海革命互济会为主体,召开“慰问台湾革命运动上海各团体联席会议”,商讨声援雾社起义事宜。11月15日,“联席会议”在位于南京先施公司附近的凤凰旅社秘密召开。参加的团体有:上海革命互济会、上海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中华全国总工会、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联盟、美术作家联盟、文化总同盟、贫民协会、台湾青年团等。翁泽生、王溪森、林新木作为台湾青年团代表出席了会议。上海革命互济会代表作为发起团体在会上致辞:

  台湾番人自暴动起义以来,继续与日本军警勇敢斗争,吾人当慰问之。同时,为了援助孤立无援的雾社番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暴动,应促使台湾革命民众运动的崛起,颠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的统治权。中国革命民众有义务给予最大援助。

  翁泽生在会上介绍了雾社起义的经过,以及殖民当局对台湾泰雅族同胞的血腥镇压,激起了大家对日本殖民当局惨绝人寰的暴行的强烈声讨。《警察沿革志》记载了这次会议的决议:

  一、全国各革命团体发出慰问信慰问台湾雾社同胞,慰问信应说明这次暴动的意义;

  二、各团体作成援助暴动番人的宣言书;

  三、在广州暴动纪念日(十二月十一日)前举行示威运动;

  四、与台湾革命团体密切结合,联系各地斗争,设立通讯社,由台湾革命团体派遣一名负责投稿者。

  五、在各种出版物上发表这次暴动经过的文章。

  上海反帝大同盟组织声援台湾雾社起义的游行集会,向上海民众散发《生番暴动援助宣言》,号召拥护台湾生番的暴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镇压;联合东方被压迫民众,颠覆帝国主义的统治,完成世界革命。台湾青年团团员蒋丽金与李耀星在南洋医科大学布告栏,绘制的日警虐杀台湾原住民的彩色壁画,以及张贴的拥护雾社起义的巨幅标语,成为医大最引人注目的一期布告内容。上海《申报》、《时报》等媒体每日用重要版面报道雾社起义的实况。中共中央、江苏省委机关报也纷纷登载声援雾社起义的文章。雾社起义引起了祖国同胞的极大关注,成为全国各大媒体报道的一个焦点。1930年11月26日,翁泽生和潘钦信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报告了台湾雾社起义经过。193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台籍中共党员刘缵周(因台共事件被捕,1933年牺牲于台北狱中)作了关于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台湾泰雅族同胞的报告。这次声援雾社起义的反帝爱国运动,把祖国的革命运动与与台湾岛内的抗日斗争联结在一起,翁泽生带领在沪台籍爱国学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狱中坚贞不屈

  1932年翁泽生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在党团书记陈云的领导下开展工人工作,并与廖承志联系密切。1933年3月4日,翁泽生前往上海英租界文监师路三庆里1026号秦启万家安排工作。不料秦启万于前一天被捕,并供出了翁泽生将与他接头之事,翁泽生遂被租界巡捕逮捕。3月6日,租界巡捕将翁泽生交由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叛徒秦启万出庭指证,翁泽生坚不承认。国民党当局提出,只要答应去江西参加“剿共”,就给他当官,亦遭翁拒绝。江苏高等法院没有证据,只好同意移交给日本领事馆。

  当时因工作关系,翁泽生与廖承志来往密切,据廖承志回忆:

  翁泽生是知道我的住址的,他被捕已三天,我们才从报纸上知道,而我却没有发生事情,全总机关也都完整,没遭破坏,从这一点可以看到翁泽生被捕后很坚强。

  1932年3月中旬,翁泽生被遣返回台湾,关押于台北监狱的单人牢房。单人牢房仅四平方米,是殖民当局用来关押重犯要犯的。在台北狱中,殖民当局利用1931年对“台共”展开大搜捕,被捕变节的某台共领导人指证,逼翁泽生承认与台共的关系,诱翁泽生“转向”,遭翁泽生拒绝。狱中战友王万德回忆了翁泽生对“转向”的严辞拒绝:

  我父亲是福建同安人,母亲是台北人,你们可以判我刑,要我转向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满出狱后,我还要回到祖国去,继续参加革命。

  在狱中,翁泽生受尽酷刑,长期的折磨,使翁泽生身患重疾,但他写给二妹翁阿冬(又名冯志坚,1938年经廖承志介绍到延安,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中仍说:“我身体无恙。”1935年9月,谢志坚带着刚满9岁的儿子翁黎光到监狱探望翁泽生。见面时,翁黎光不会闽南话,只会讲日语,翁泽生告诫谢志坚别让孩子在台湾读日文。谢志坚按照翁泽生的要求,把翁黎光送回厦门同安。

  1939年3月1日,殖民当局见翁泽生病危,便通知翁泽生在台湾的亲属,将其“保外就医”。 3月19日,翁泽生出狱十九天之后,因长期疾病而去世。翁泽生逝世的消息传到了日本,日本《朝日新闻》称赞翁泽生是“台湾最光辉的一颗红星”。1975年,中国共产党追认翁泽生为革命烈士。

  翁泽生心向祖国,始终把台湾和祖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他参加祖国的“五卅运动”,把“五卅”反帝爱国热潮带到台湾,激励了台湾民众的抗日斗志。他发动在沪台籍学生声援台湾雾社起义,得到了祖国同胞的积极支持,使声援台湾同胞的反日爱国运动从上海席卷全国。翁泽生领导台籍爱国志士开展抗日斗争,诠释了台湾同胞的祖国情怀。

  附:全国台联会会长林丽韫在翁泽生烈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翁泽生同志是台湾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组织者之一,也是我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纪念翁泽生烈士逝世五十周年,追思和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业绩,是为了使烈士的英名不朽,烈士的功绩长存,烈士的遗志不改,烈士的光辉形象永远激励我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前进!

  翁泽生同志诞生于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年代。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不屈的共产党员。他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热情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勇敢地带领工人、学生和革命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在不幸被捕后,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毫不动摇,‘到死还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烛火照亮台湾工人、农民、青年知识份子在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道路,他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全部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下了许多值得永远纪念的东西。   在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台湾同胞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祖国的美好未来,与祖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普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光照中华的壮丽诗篇。五星红旗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那上面也有我们无数台湾同胞的热血。我们应该把台湾同胞的革命实践和业绩加以搜集和整理,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以激励后辈晚生,也激励更多的台湾同胞为祖国的统一、振兴中华而奋斗,而献身。

  附:台盟主席蔡子民在翁泽生烈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上介绍翁泽生烈士生平

  翁泽生,祖籍福建同安,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生于台北市。少年时代就读台北实业学校和厦门集美中学时,便积极参加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大学求学时,积极投身“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入闽后,他在漳州、厦门参加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初,担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积极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留沪负责“台共”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一九三一年,翁泽生赴两广当中央巡视员。翌年五月,由广东调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当时,全总党团书记是陈云,成员有廖承志、杨尚昆等,后据廖承志回忆:“翁泽生同志的工作是积极的,在最困难的环境里也能完成任务。”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由于叛徒出卖,翁泽生在上海被捕,后押至台北日本监狱。囚禁在台湾的六年中,他始终“英勇斗争,坚贞不屈”。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光荣牺牲。 (文/徐康,原载《台湾同胞抗日丛书-人物1》)  

  

  附:翁泽生生平重要记事

  

  时间

  重要记事

  19031014

  出生于台北市永乐町二町目十八番地(俗称鸭寮街)。其父翁瑟士在台北市太平町“发记茶行”担任高级职员,与良德洋行司帐杨心如及其好友陈少白时有往来(1897年孙中山派陈少白到台湾进行革命活动,秘密组建兴中会台湾分会,杨心如即为该分会负责人)。其父并曾参加过台湾人民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斗争活动,可说是爱国商人。

  19149月至1920年夏

  就读太平公学校。读书期间翁泽生集结同学于纪念日本治台的“六一七始政纪念日”上拒呼“日本帝国万岁”口号,并以闽南话回答师长提问。反对殖民当局奴化教育的举动引起同学群起效尤,可称之为日后“太平公学校事件”的先声。

  191579台湾发生“西来庵暴动”。

  19207

  为反抗殖民教育,其父将翁泽生送往祖国大陆厦门同安,就读于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

  1923210台湾文化协会主要领导人蒋渭水发起“议会期成同盟”。同年12月,该同盟遭禁、成员被捕。

  1923730

  返台以校友身份在太平公学校创办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用闽南话演讲,倡导在台湾要讲汉语,台湾人是汉民族等言论,并引起同学们附和,此为“太平公学校事件”。

  192382

  在蒋渭水宅发表《台北青年会趣意书(宗旨)》,倡建台北青年会,遭殖民当局依治安警察法禁止结社。

  1924425

  与庄泗川、洪朝宗、李思祯、王庆勋、许植亭、江万里、郭丙辛、萧文安等人,在厦门长寿学校举行“闽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45

  在翁泽生等人的倡导下,闽南学生联合会会刊《共鸣》杂志创刊。

  19249

  考入厦门大学。

  192519

  返台期间参加“台北无产青年”举办的“打破陋习演讲会”,翁泽生等人与日警发生冲突被捕,此为“打破陋习演讲会事件”。128日公审,翁泽生被判拘禁三个月,后于二月底获释。

  19253

  转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时任系主任为日后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翁泽生在此熟习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1925530

  在上海积极参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并主动请缨返台,宣传“五卅运动”。翁泽生在台湾宣传祖国的反帝革命斗争,对台湾民众开展的反日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日本殖民当局遂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通缉翁泽生。

  19257

  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1220

  原上海台湾青年会的左倾成员蔡孝乾、彭华英、许乃昌、何景寮、王庆勋等人组建“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以后,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在翁泽生的指导下,带有浓厚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

  1926年秋

  翁泽生与谢玉叶(又名叶绿云、谢绿云、谢志坚)结婚。

  192611月至19274

  奉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之命,接任赴闽南宣传队长。期间翁泽生以漳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为阵地,发展共产党员,创建党团组织。并指导学运、工运,创办公农运动讲习所并担任讲师。王占春、王德、许涂淼等中共要人皆于此时加入共产党。

  19274

  于日文报纸获悉蒋介石即将发动反共政变,离开漳州返回上海。

  192792

  子翁黎光(又名林江)在上海出生。

  192711

  19271116初识日后共同创立台湾共产党的谢雪红。同月,为筹组台湾共产党,在上海闸北天庵源里成立“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

  19281

  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机关报《屋内刊》出版,发表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体会与研究文章,并宣传台湾革命运动发展情况。

  19281月底,谢雪红、林木顺与日本共产党员渡边政之辅与佐野学在东京成立的“台湾马克思主义小组”完成“台湾共产党政治纲领草案”和“台湾共产党组织纲领草案”。

  1928415

  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在上海金神甫照相馆举行。翁泽生在会中宣读由他起草的《青年运动提纲》。林木顺、蔡孝干、林日高、洪朝宗、庄春火当选中央委员,谢雪红、翁泽生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翁泽生担任台共驻上海联络员,负责与中共中央联络事务。此时期翁泽生又担任东京《新台湾大众时报》驻沪特约记者。

  1928425

  “四二五事件”发生,谢雪红、张茂良、刘守鸿、林松永、杨金泉被驻沪日警逮捕。同月,翁泽生与谢玉叶离婚,赴台开展台共工作的谢玉叶将其子带回台湾。

  192853发生济南惨案。

  192810

  感染肺病。

  19296月至12

  与林木顺一起组织上海的台籍学生展开“反对六一七始政纪念日”的斗争。617日在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主席致词,协同与会的各社团(包含朝鲜革命团体)议定成立“东方被压迫民族反帝同盟”(简称“东反”)。在710日“东反”的第一次会议上,翁泽生被推派为总务科长。后翁泽生在他所组织的“八一反斗争活动”中被当局以“宣传共产主义”罪名逮捕,判刑一年,经组织营救于192912月获释。

  193036

  参加“上海工会联合会”的活动,起草《上海工会联合会为六一七纪念援助台湾革命的宣言》。

  19306

  筹备更大规模的“反对六一七始政纪念日”的斗争计划。撰写《台湾青年团六一七纪念宣言》。

  193011

  撰《拥护台湾番人的暴动》一文支持雾社起义。

  19301027雾社起义发生。

  19311月至3

  在上海参加“卡尔?罗莎纪念日斗争活动”、“列宁纪念日活动”、“纪念国际无产妇女节的斗争”、“巴黎公社纪念日的斗争”。

  19315

  再婚,娶中共党员易荣芳为妻。

  193111

  担任中共中央巡视员,奉派两广巡视。

  19325

  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秘书长。

  193334

  被叛徒秦启万出卖,在上海英国租界被逮捕。3月中旬翁泽生被引渡到台湾受审,关押在台北监狱。

  193931

  “保外就医”。

  1939319

  重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