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盟福建省委原副主委杨玉辉同志1946年11月从台湾到上海念书。离开台湾到大陆生活了60多年，但他对台湾生活的岁月始终历历在目,对“二．二八起义”前的亲身经历始终不能忘怀。以下是根据他的口述整理的回忆文字。

水深火热——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痛苦生活
    日本统治时期，日本人根本不把台湾人当人看。日本人稍有不顺，就骂台湾人是“清国奴”，警察也动辄找台湾人麻烦。有一次，我跟二位同学打扑克，可能有什么人告密，警察就把我们三个人叫去派出所审问。幸好我们只是玩耍而不是赌博、更不是搞反日活动，警察找不到破绽，只好把我们放了。抗日战争爆发后，警察就严密监视在台湾的中国人，经常找中国人的麻烦。我的邻居是福州人，经常挨警察训斥，有一次，我看不过去帮福州人说了几句话。我的父亲得知后，吓得要命，赶紧买了礼品送警察。还有一次我跟警察吵架，父亲也是送了礼才免灾。我一个同学叫张玉清，毕业那年失踪，迄今下落不明，估计被警察秘密杀害。台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待遇都远低于日本人，是“二等国民”如：台湾人念的学校叫“公学校”，日本人叫小学校。台南市有一中和二中二所中学。一中大部分为日本人，二中大部分台湾人。因在台湾的日本人很少，日本人子弟基本上都能念中学，而台湾人就不同了，大都不能念中学，能念到大学的台湾人更是寥寥无几。学校的老师大部分是日本人。小学有些台湾人当老师，到中学大学都是日本人。台湾最多能做到小学副校长，正校长以上都是日本人。政府的官员不用说都是日本人。生活待遇也不一样：日本人的粮食副食品的配给都比台湾人多。到了战争后期，台湾人的生活就更苦了。城市被炸，停水、停电，不管什么都严重缺乏，几乎吃不到肉、蛋。1945年日本人施行征兵制度，不少台湾青年被逼参加日本兵、军属、军夫，伤亡的消息不断传来，台湾青年面临着当炮灰的命运。我同班同学不少人当学徒兵成了特攻队员（注：指日本空军连人驾驶飞机冲向敌方，类似于现在的“人肉炸弹”），幸亏日本战败了才免于一死。

欢天喜地——台湾光复时期的快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台湾人民高兴得跳起来。为什么这么高兴，以为从此不再当亡国奴，当二等公民。家家烧香告慰祖先， 锣鼓喧天，爆竹连响，张灯结彩，热烈庆祝台湾光复，热烈欢迎国民党军队。尽管当时国民党军队拿着雨伞，穿着草鞋，装备简陋，确实不敢恭维，台湾人民却认为这样的装备能打败日本人真不简单！这与1885年日本军队侵占台湾时台湾人拿刀拼死抵抗形成鲜明的对比！光复时期台湾岛上到处在唱黄河大合唱，学汉语拼音和普通话。台南二中学生还教训起日本教员、一个个叫出来打。日本总督安藤利吉闻此情形，哀叹道：皇民化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乌天暗地”——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社会
    但好景不长，没有多久民间就流传“几天几地”的顺口溜：台湾光复欢天喜地，烧香祭祖谢天谢地，贪官污吏花天酒地，军警横行无天无地，百姓痛苦乌天暗地。人们说“走了狗来了猪。狗还会留下骨头给你，猪连骨头也不留下。”国民党来了以后，台湾同胞仍然是“二等国民”，政治上、社会上享受不到平等待遇。当时我的同学意见最大是失业，找不到工作。为什么找不到？国民党来后把工厂的原料、燃料运走，设备拆除，工厂有的开不了工，有的开工了反而亏本。工厂停工、耕地荒废。光复不到一年，失业多达七、八十万。再就是国民党用自己的亲戚、朋友，街上擦皮鞋的摇身一变成了科长，而借口台湾人不会讲普通话、不会写中文不用台湾人，台湾人中学毕业都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当然找不到老婆，不少台湾妇女嫁给外省籍有工作的，也引起了台湾年青人的不满。还有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仅仅1946年就发生台北市专卖局长、贸易局长和台北县长三个大贪污案，整个台湾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中。

     光复不久，我就离开台南的家到台大医学院先修班念书。当时我家七口人，二个人工作，按理生活不是很困难。但物价一日三变，月初寄来的钱月底就缩水很多。我只好天天吃地瓜（当时一斤米的钱可买十斤地瓜，吃地瓜一天只花三两米的钱），或天天不吃菜光吃白米饭（我买了麻油和酱油浇在饭上）。有一次钱用光了只好饿了二天。台湾素称粮仓，日据时代大半输入日本。光复后国民党把大量大米、糖运到大陆，造成了“米荒”和大涨价。资料记载，光复初期大米一斤不到二角、当年十一月涨到十多元，米价涨了12倍，而工资只增了3倍。米价一涨，什么都涨，象我这样的穷学生只能吃地瓜了。

何去何从——艰难时世下的人生抉择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并改变了我的人生。我的舅舅叫胡鑫麟，在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任眼科医生。 1946年5月的一天，一位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要看病。我舅舅说，好，请排队，排到你时就给你看。官太太坚持要先看，我舅舅坚持要排到了再看。这位官太太大发脾气走了。不料，第二天国民党就派兵把我舅舅抓走了，整整关了七天。经过时任附属医院院长杜聪明先生出面讲情才放出来。这是实实在在的发生的事，没有一点夸张。舅舅胡鑫麟对此当然有想法。后来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被国民党抓去，在火烧岛被关十几年，对之后传唱的“绿岛小夜曲”深感抵触，因为这首歌是集中营为美化、混淆视听而要求囚犯们唱的。这事对我触动很大，觉得学医当医生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留在台湾没有希望。当了解到台湾政府要派100名公费生到大陆念书后，我做出了不再念医学院、到大陆看看的两个重大决定。考上公费生后，我于1946年11月到了上海。当时的台湾，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台湾民众群情激愤，整个台湾就是“火药库”，一点火星随时都可能引起大爆炸。

     我到上海暨南大学时正值冬天，从青云路新生宿舍到学校约15分钟的路程，每天都可以看到饿死、冻死在路上的尸体。有一次竟然看到一条狗在垃圾箱内啃死婴的脚！我原来只知台湾人在受难，没有想到大陆人民的苦难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我了解到台湾的国民党、大陆的国民党都是一路货色。

拨云见日——正确对待“二．二八”起义
    来上海没多久，“二．二八“事件发生。我一点都没有感到突然，而是觉得该来的还是来了。听说“二二八”起义的消息后，在上海的台籍同学立即集会组织了上海台湾同学会，和上海台湾同乡会等五个团体一起声援岛内台湾同胞的英勇斗争。我们出版油印刊物，在上海各大学散发张贴；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起义的真相，揭露台湾当局的罪行。中共中央也发表文告，肯定和支持台湾同胞的英勇斗争和争取民主自治的正当性。而对廖文毅（后来的台独分子代表）之流利用“二．二八”事件在上海兜售“联合国托管”主张，我们都不屑一顾。从对“二二八”起义的不同态度，我看到了谁才是真正能帮助台湾人民实现“出头天”愿望的政党。

     61年过去了。国民党已对当年错误处置“二二八”起义作出了反省并认错道歉，对事件受难者及其家属给予了赔偿。我们今天纪念“二二八”起义61周年就是要向前看，走出历史的悲情，反对台独，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切实增进两岸的福祉。

    （杨玉辉回忆，郑健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