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捷运外劳仲介弊案，高雄地院日前宣判，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获判无罪，判决书中严词斥责陈哲男身居高位，竟泯于公私分际，接受厂商招待，涉足赌场，有辱官箴，应予非议；只因检方所提证据不足，无法证明陈哲男在高捷引进泰劳时利用职权图利厂商。针对这项判决并未出现诅咒“司法”死亡的政治呛声。决定上诉的检方也承认并不意外；在辩论程序中检方已经说过本案缺乏直接证据，判决有罪需凭想像空间。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刊登社论指出，我们总以为政治斗争再惨烈，台湾不能没有超越政党立场、独立政治的“司法”。近年来，政党斗争激烈，动辄进入“司法”程序，“司法”难以置身事外，几乎到了无役不与的地步。但“司法”毕竟是“司法”，服从的是法治与人权的基本原则，不是政党或选举的政治逻辑。政客不仁，总想纠缠“司法”蔚为己用，“司法”固应该力予排斥，社会舆论也应支持“司法”拒为政治工具。单从最近“司法”为观察焦点，不难得到三项重要的体会。

　　社论认为，首先，法官与检察官，同负“司法”之名，但性质与角色大有分别。检察一体主动追诉犯罪，只是准“司法”、广义的“司法”，位居“司法”核心位置的法官，被动受理案件进行独立审判，有着不可抹灭的职权界限。从政党轮替之前开始，检察系统向有自诩为“司法官”的习惯，导致社会不能分辨检察与审判间的观念与制度分际。然而“大法官”已经一再解释，刑事羁押与通讯监察（即监听）都是检察官无权自行裁处，而须由法官才能决定的强制处分；两者不能角色代换、相提并论。陈哲男案则更清楚地显示，担负举证责任的检察官若不认真举证，纵使道德至堪非议如陈哲男者，法官也不能仅凭想像或是推论判决有罪，站在卫护陈哲男权利的角色观察本案，检察官应该受到批评：为什么明知证据不足，仅凭推论就敢求处重刑？站在不齿陈哲男所为的角度，也该批判检方：为何搜证不力，未达有罪绝无可疑的程度就贸然起罪？

　　第二，刑事程序中笔录不实问题严重，“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两大刑事政策目标，都面临着严峻挑战。陈案的侦讯笔录过于简略而有误导入罪的质疑。侦讯笔录若简略到连刑事程序的真实景况都不能呈现，还奢谈什么案情的发现？现代科技发达，世界上主要法治国家，不论是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有哪一个还像我们这样不讲究笔录的积确翔实而不肯逐字记录？刑事“司法”难道不该像商务仲裁、“立法院会”甚至记者采访一样逐字记录？且不说侯宽仁蔑视逐字记录、夸言其笔录可信、敢于反呛法官律师的嚣张态度，但看追求检察改革的检改会网站上是在检讨还是护短？再想想“司法”史上有无追究“坑人”笔录法律责任的前例？即可知问题严重的程度！

　　第三，陈的检方已声言上诉，像其他的刑事案件一样，检方举证不力不能赢得法院给予有罪判决的后果，却是要被告继续承受下一审级指控犯罪的难堪，道理何在？“宪法”上一事不再理或是一罪不两罚原则，在刑事案件而言，绝不只是轻罪不能重罚的实体原则而已；着重的乃是程序正义，追诉程序反覆，对于应受无罪推定的被告而言，就是不可承受之重。“司法”改革将一审朝向坚实的事实审、二审朝向法律审改革，用意本应相若；试想：延宕多年之后由上诉法院调查认定犯罪事实，怎能符合发现真实的科学要求？不但是“司法”资源的无边浪费，也是“司法”人权的重大威胁。现在“司法”改革为德不卒，应否直接质疑重审事实的上诉制度“违宪”？也就成为可堪沉思的方向。

　　社论最后质疑，面对“司法”案件的政治氛围袭人而来，“司法”人惯于沉默不语，能否就此数点再作反思，以在恶劣环境之中重树“司法”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