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是人类社会缘于海洋的精神活动、制度行为和物质生活创造的总和，是海洋文明的具体体现。与西方传统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和向外开拓性相比，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确实具有很浓重的内敛倾向。古代西方沿海国家的统治者鼓励民间航海，支持海外贸易，他们的航海活动以商业贸易、海盗掠夺和殖民拓土为目的，他们创造的海洋文化富有冒险精神、开拓精神和竞争、侵略意识。而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基本内涵则是农耕文化的延伸，“以海为田”便是这种海洋观的集中概括。中国是内陆国家，以农业为基础，田地是古代中国人们生计的主要来源，因此沿海地区人们自然地将能够提供生活资料的大海也看作是“田”。此外，中国人历来崇尚和平，没有侵略的传统。早在600年前，郑和就率舰队七下西洋，访遍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是历史上所未有的。但是就是这么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舰队，所过之处也未曾留下任何侵略、征服之举，其航海的目的只在于扬国威、示富强、传播文明。由此看来，世界各国各地区因自然条件、历史发展的不同与民族性格的差异，在与海洋的交往中，也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海洋文化。世界海洋文化结构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因此，不管是开放的、殖民扩张的、以商业为特色的西方传统海洋文化，亦或是内敛的、和平宽容的、以农业为特色的中国传统海洋文化，都是世界海洋文化的不同表现形态。

    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基本上是封闭的，很少在海洋方面有所发展，导致海洋文化走向衰弱。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海洋文化才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今天，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海洋大国、航海大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是世界第三大造船国，有1400多个港口和21万艘运输船舶，海外利益日益增多，航运、港口、渔业、造船、海洋石油开发等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已经步入“海洋时代”，海兴国兴、海衰国衰。海洋与民族兴旺、国家繁荣紧紧连在一起。海洋文化左右着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方向，并且对综合国力的竞争发挥着关键的支撑、保障和导向控制作用。当前，西方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思想导致的非和平的、不安定的世界局势；全球性海洋资源争夺导致的海洋环境破坏；特别是台湾岛内的“海洋中国论”和“海洋台湾论”，以地域文化为坐标，将中国文化割裂为内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从而为台独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在文化理论上的根据，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在全民族中树立起海洋国土观念，大力发展当代中国海洋先进文化。

    一、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科普知识。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早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的海洋意识依旧比较薄弱。建议加大海洋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力度，利用各种宣传手段普及海洋法律、法规和海洋知识。在学校设立海洋教育课程，条件合适的地区建立知识性与战略性相结合的大型综合海洋博物馆作为海洋教育基地，收集海洋信息和资料，展示科研成果，普及海洋知识，增强海洋国土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海洋综合能力的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持。

    二、充分挖掘、整理中国传统海洋文化的丰富悠久的历史遗产。我国沿海许多地区都有天后宫、下海庙、海交馆等传统海洋文化设施或遗址遗迹，但由于旧城改造、保护不力等原因，有不少设施已经年久失修，甚至不复存在了。建议有关部门或地区尽快加强对这些设施的保护和开发，同时也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开展与广大海外侨胞、台湾岛内同胞开展在民俗、宗教、旅游等方面的交流交往，共同弘扬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不断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凝聚力。

    三、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基础，没有海洋经济，就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建议加强对海域的使用管理，合理研究、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大力推动港口、造船、航运业的建设和发展，合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以促进海洋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四、将海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与海洋政策法规的制定、与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国际化海洋世纪的发展战略统筹规划。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经济而导致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资源破坏；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科技战略而导致科技伦理的丧失；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经济指标与效益而导致政府的评价体系偏离和国民的拜金主义；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文化的地理地域文化属性而导致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对立和分离。

    五、加强对海洋文化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建设。据了解，目前我国专门从事海洋文化研究的科研人员仅几百人，且大部分分散在全国有关的院校和为数不多的研究单位。同时，与海洋文化研究相关的有关海洋方面的考古、民俗、文学、艺术、旅游等专业性海洋文化研究的学者也仅有近千人。这种现状，难以满足海洋文化研究的需要。建议设立专项经费，加大对海洋文化科研机构的投资，努力培养、建设一支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科研队伍。